简介: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简介: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互动的主要行为模式,存有领土主权争端的双边关系可以特指为瑕疵双边关系。根据逻辑演进方向的不同和学理论证的偏好差异,瑕疵双边关系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进路,一是以"瑕疵"为导向,关系瑕疵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状态的排列组合构成了瑕疵指数体系,瑕疵指数决定瑕疵水平和瑕疵关系状态;二是以"双边关系"为导向,双边关系行为体的内外资源构成情境结构,情境结构决定关系样式和瑕疵关系变迁。通过比较分析,探视瑕疵双边关系差异性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厘清国家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行为逻辑,把握国家对外政策的演变规律。南海争端下的中菲双边关系与中马双边关系因各自不同的关系瑕疵指数和关系情境结构,在共同存有海洋领土主权纠纷的前提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双边关系逻辑和模式。
简介:直译和意译是古今中外翻译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过去的翻译家普遍认为语言和思想(意义)是统一体,语言是形式而思想是内容,但是,在翻译中要求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因而产生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也就是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现代的科学发展证明语言与思想并不是统一体,两者并不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系统。翻译就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同一的思想。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直接进行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任何翻译都必须经过(1)语言符号还原为思想(理解),(2)思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这两个步骤。这样,就比较容易地解决翻译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
简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是一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旨在探寻应然世界的理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构成了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世界主义发轫于智者学派,成形于近代的康德,到贝兹和罗尔斯那里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社群主义可上溯至柏拉图,成形于近代的黑格尔,当代的沃尔泽与弗罗斯特则是两位典型的国际关系社群主义学者。这两种思想的分歧在于四个方面:人的概念、国家的道德地位、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以及未来向度。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价值两端,各有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只有综合这两种视角、融合个体价值与社群价值,提倡道德共存与对话,才能摆脱理论困境,推动现实世界的进步。
简介: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对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任一维度内均发挥着作用。作者构建了一种新的行为归因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不仅能各自独立地给人们的认知造成不同困难,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对人们的认知构成了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挑战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表现是有所区别的。缺乏对这些不同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的书匕战的认识已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把握好这五个维度,了解人们在理解它们时易于出现的各种偏差,对于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章的理论框架还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说,而这些假说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
简介:1970年,马哈蒂尔出版了,引起广泛而激烈的论争.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同样处在困境之中,台湾学者杨建成于1982年出版了题为之专著,从国内政治和种族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马国华人的困境与出路.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目前居住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总数达58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25%左右,为海外华人第二大的聚居国.因此,如何在实证的基础上辅以相关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马国华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是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之后已经经历了四个年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不少国家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在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带一路”成为和“四个自信”一样在大会上被频繁提起的时政热词,足见中国政府对该倡议的重视以及推行力度。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推广、制度建设以及帮助沿线各国进行金融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虽然成果颇丰,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重点选出“公共产品”以及“选择性激励”两个关键概念进行再解读,并借助这些概念对中国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过程中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