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摘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地缘政治的角逐。它背后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理念，既深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也更加切近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本意。这一理念所蕴含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和生化模式的因果观不但不排斥个体的权益，反而是后者的最终保障。将这个理念转化为行为方式，有望导致一个与个体主义哲学理念主导下冲突不断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这是历史给予中国和世界的机遇和责任。

简介：德行教育预设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加以贯彻实行。知而不行的事实。使得道德自律的可能性遭到质疑。以价值灌输或行为规训做为保证知行一致的教育手段．这种德行教育的迷思普遍存在。首先批判来自知行双轨论的教育学迷思，并透过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知行同轨论，说明知行不一致的现象其实只代表：道德判断是道德行动之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借助布莱西（AugustoBlasi）与蒂尔曼·哈贝马斯（T．Habermas）对于道德行动之充分条件的探究，最后将指出，以自我本真与群体团结做为基础的责任判断．才是德行教育真正的基础。

简介：传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刻画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念论的反对者。然而,如果我们把德国理念论解释为从纯粹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思想之本源性的学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解释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物质生活对特定历史—社会中的众多思想进行选择的机制,则两者就可以被视为互补关系。

简介：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公正和可持续的富裕社会。就必须超越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就主宰了西方经济学的“财产经济学”（economicsofproperty），而转向一种公民供养经济学（economicsofprovision），后者以公民规范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把经济作为整合的系统来构建，这样的经济系统所提供的是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供养系统”概念整合了不同的经济部门。诸如互惠等公民规范能为所有人提供财富。

简介：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呼唤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当今时代走出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两极”困窘的中国方案。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在价值行为主体上的宽容性、在价值主体行为上的交流互鉴性以及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简介：哲学中的形式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形式化哲学是一个有危险的行当．它既需要得到复兴，也需要增加与其他非形式化哲学之间的互动。哲学逻辑中常见的神秘风格必须让位于对形式模型与促进其发展的哲学概念和议题之间的成问题关系的明晰讨论。

简介：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学化,它大致由科学的几何化与几何的算术化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理念,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方法。这种数学化在近代大获成功的同时,也由于形式化和技艺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意义的沉淀、变更和抽空而导致对其自身起源的遗忘。以严格科学为目标的胡塞尔现象学,正是试图通过对起源的追问来恢复对科学的整体理解。

简介：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用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以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接受。尽管逻辑的名辩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研究，但其本身在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入思考传统逻辑与名辩的关系、反思“名辩逻辑化”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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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济发展主体论、主—客钵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交往论，展开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全球化转向的清晰轨迹。本文认为，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在分析范式上表现为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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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一过程仍在延续之中。反思历史经验。实践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开拓创新，沿着成功之路继续前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是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