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