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和印度人各自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华人社会的侧重点是在政治权利和华文教育,印度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依靠政党的力量和社团的援助。华人和印度人积极参与投票为代表本族群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过来族群政党为各自族群存在的问题付诸努力。另外,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的社团也为族群的发展贡献着不小的力量。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就相似点而言,双方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空谈政治参与;双方政治参与的路径基本相似;政党内部都存在矛盾。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华人政党不再是马华公会一家独大,而印度人国大党长期占据主导权;相比印度人,华人的政治参与力度更大,并且华人的影响力更大。
简介:本文通过A乡的案例与逻辑分析,表明乡镇政权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乡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中是否"在场",则要取决于乡镇干部对自身"职务晋升"可能性预期的判断,不具有硬性约束。乡镇政权的"在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效能,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与农民间的联系;乡镇政权的"缺席",不仅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得不到提升,阻碍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还会加剧乡镇政权的"悬浮",进而恶化基层的治理环境。上述结论还揭示了,在后税费时代,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方向演变,需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结构性变迁下方可展开。
简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国内学者一直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态度和行为等议题存有争论。本文认为,这些议题之所以存在异议,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本身内部有分化。造成这种分化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变量:体制位置。本文通过对三个专业技术中产群体的比较分析来探究体制位置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以"社会变迁观"为例)的影响。本文选取医生、投资银行从业者、IT行业从业者这三个专业技术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体制位置以"市场化程度"和"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作为中间机制,导致了三个群体在对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为何(国家或市场)的看法、对社会未来的预期(悲观或乐观)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行为模式的差异。
简介:1998年的“五月暴乱”终于导致印尼的一个时代——苏哈托时代的结束。由此,“新秩序”时期进入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后苏哈托时代”的时期。印尼华人及其社会在这一政治、社会剧变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引发了华人各个集团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及其与原住民、当地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定位,为世纪之交印尼华人的发展、演变和新世纪印尼华人的命运、前景增添了许多新因素和可变数,引起世人关注。我们曾经指出:印尼华人作为一个移民集团,除了像其他民族那样要面对“自己与自然”、“自己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他人”、“自己与社会群体”、“自己与现存的传统文化氛围”、“自己与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进程”这一客观世界的五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外,还不可避免地面对着“自己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他人及其群体”这一客观世界的又一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1因此,要窥探世纪之交印尼华人的发展、演变,既必须立足于印尼华人及其社会之历史与现状的本体上,又必须将华人置于印尼社会之历史与现状的环境中。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印尼世纪末社会动荡及苏哈托下台的原因和华人对近期印尼局势的应对之共时层面,从印尼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和印尼华人及其社会的演化之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