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逐步探索和建立了中国新文化的体系.

简介：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是中西价值观念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中西价值观念差异表现在：自制、内省与等级尊卑和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依赖性与独立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重义轻利与重物精神等方面。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正>就广义而言,“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民族传统文化凝结在该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当中。因而可以说,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民族的法律制度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受整体传统文化的制约。民族传统文化规定着法律制度的形式和内容。

简介：刑法体系的构建应当有逻辑本位。刑法的历史是刑罚的历史，刑法的产生基于刑罚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区别就是刑罚。所以，刑法的本位应当是刑罚。在刑法的体系构建中抛弃刑罚要素会导致刑法边界的模糊和混乱。刑法体系的构建应当以刑罚观为价值指引，以刑罚概念为逻辑起点，用刑罚来约束和解释犯罪内涵，反对有罪无刑。刑法的扩张必须基于刑罚的必要扩张。只有坚持刑罚本位，才能塑造刑法的独特品格。

简介：商法学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复兴'与重构即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而且,这一'复兴'不仅是中国商法学本土化的继续,而且更是全新意义上的中国气派的商法学说、思想的一次革命.

简介：<正>礼与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法律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显然,深入地探究和理清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对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均能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如果我们能以文化为背景,以古代礼与法关系的视角,去通盘理解和把握传统法律的精义,则无异于高屋建瓴,一发而不可遏其类通旁悉之势。这种说法

简介：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法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互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才能使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规范论的刑法教义学，要重视解释者个人的先见，更要重视解释者群体的经验，要让解释结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解释结论建互在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

简介：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简介：<正>在每一个现存的刑法体系中,都存在着两种永恒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倾向。一方面,刑法必须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以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社会的民主、正义;另一方面,刑法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况,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以保护社会的秩序和利益。

简介：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简介：面对刑法规范供给的不足,刑法解释需要重视利益分析及其基础上的目的解释方法。刑法解释不是认知教义学上的理解,而是表达意义上的论证,利益法学与目的解释之间具有学术上的内在关联,后者是前者在解释论上的延伸。目的解释的内在危险不在目的解释本身,而在解释者解释的过程缺乏利益判断的类型化思维。利益法学立场下的刑法目的解释适用需要妥善处理案件事实对刑法规范的型构意义,目的解释与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关系以及利益类型化的判断。强调利益分析接受构成要件类型化的限定,是目的解释应当坚持的基本准则。

简介：作为一种犯罪现象，世界各国都有“仇恨犯罪”，近年来，我国的仇恨犯罪呈加剧态势，其根本原因是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但也包含着我国“法外复仇”的传统复仇文化的作用。要建构和谐社会，减少“仇恨犯罪”的发生，第一要务是加快推进“三公”制度的建设，同时，应当重视现代宽容的法律文化对制度建设的作用，它主要包括民众之间的宽容、政府对民众的宽容两方面，而政府在处理“仇恨犯罪”时的宽容尤为重要。

简介：对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明清司法文化来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具有“案结事了”功能的调解，作为东方（中国）经验的典范。撇开民间调解不说，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州县衙门的调解有其特殊的语境。换句话说，现在的法院是专门的审判机构，据以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也基本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为凸显这种东方经验而强调法院调解，理据是否充分，值得考虑。

简介：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中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然而古典文化的命脉并未完全中断。种种迹象表明,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在回归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依旧延续着,对时下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一如我们所见,"枫桥经验"正是回归传统、弘扬文化精神的典范。

简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简介：<正>刑事和解是自2006年我国正式确立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导向下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头戏和流行式,同时它又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实践模板和基本路径。当前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并非哗众取宠或仅是权宜之策,

简介：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浅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文化概念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钱钟书在回答庞朴时说,文化的概念好像是一个不问似乎还清楚,一问反而糊涂的问题。文化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现存对文化的定义也有二百多种,可谓是众说纷纭。

简介：随着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区域化、拓展化和差异化现象在国际经贸规则发展中愈发凸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动向已然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对外交往的策略选择。基于此，我国需要形成清晰系统的对外经贸战略思路和立场：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立足点，积极捍卫多边经贸体制的既有成果，并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地缘优势的区域贸易安排，以制度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