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长期以来对职业运动员劳动者身份的争议,实际是俱乐部留人体制与我国《劳动法》存在冲突,并缺乏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在＂资强劳弱＂的思维模式下,我国判断劳动关系采用的从属性理论仅包含＂是否＂一重,只存在不保护和全保护2种选择,并不考虑劳资双方实际力量的对比。然而,从属性并不是僵化的判断标准,而是一直在随着社会变化而发展。既要实现扩大劳动保护范围又要避免不公平,就必须对劳资双方实际力量的变化给予回应,德国法上＂类雇员＂只享受有限劳动法保护等制度安排正是基于劳资利益均衡的考虑。优秀职业运动员的不可替代性降低了其人格依附的必要性,可能出现只存在经济从属性而无人格从属性等情况。当一个俱乐部想从其他俱乐部获得优秀职业运动员时,实际就是想获得这种不可替代性,并占有其他俱乐部的前期投入。我国劳动法对职业竞技体育中劳资双方的力量变化和诉求缺乏回应,导致利益安排失衡,劳资谈判体系的孱弱、资本的介入和强势的行政机构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应当将《劳动法》与《体育法》相结合,构建包含＂是否＂和＂强弱＂相结合的从属性理论双重判定模式,以保证体育市场的公正性,实现人才的有序流动和劳资共赢。

简介：国际足联反腐败案引发了大家对国际体育组织腐败问题的关注。国际体育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对其腐败问题监管主要由其注册成立地国依照其国内法来进行,如果其活动涉及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依据属地管辖原则、长臂管辖、效果原则等理论也有权进行管辖。对国际体育组织的监管存在一定难点。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各国立法的差异、国际体育组织的非营利性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和其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得国内法对其监管存在难度。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对国际体育组织监管的难点在于：反腐败的国际条约对国际腐败问题只是间接打击,且没有规定各国有引渡腐败犯罪分子的义务,而且条约中＂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等概念具有模糊性,是否将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受贿行为列为犯罪也由各国自行决定。而短期来看,有关主要国家应当承担起责任通过加强国内立法强化对国际体育组织的监管,将非营利性组织纳入反腐败法监督的范围,并尽可能多的进行国际合作签订司法协助条约;从长远来看,应思考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以及将国际腐败作为国际司法机关直接审判的国际犯罪的可能性。

简介：不同于2009年版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新条例直接将兴奋剂违规的基准罚建构在故意与过失的基础之上。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4年的禁赛，非故意性违规对应的基准罚是严厉批评、不禁赛和最高2年的禁赛。这样，如何判断故意性违规和过失性违规，则成为确认兴奋剂违规基准罚的关键。但是，故意和过失缺乏证据法上的可知性，以其为基础建构法律制度，则存在证明难的问题。为了解决故意和过失与证据法的冲突，新条例借助法律类推制度将故意和过失等主观要素客观化，使其适用直接成为事实判断，即，一旦运动员体内发现有非特定物质，即推定这是故意使用的结果；发现是特定物质的，则推定为非故意使用。但是，这种类推存在概念过宽和过窄的问题，为此，新条例又为故意和无（重大）过失规定了一般条款。对于故意而言，由于其核心是“欺诈”，所以，条例规定中的故意仅仅是指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对于无（重大）过失而言，条例存在着特殊规定之间以及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定义）之间的竞合问题。就特殊规定之间的竞合，应当尊重运动员的选择；特殊规定与一般定义之间并不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其像故意的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一样，是“烟”与“火”的关系，前者具有推定功能，后者具有解释、矫正和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