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学界对两高的网络寻衅滋事罪《解释》妥当性之争,实质上是解释方法选择之争,肯定说与否定说均难以令人信服。三段论的解析发现,《解释》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是基于法律用语歧义而进行的较为隐蔽的法律拟制。超越解释方法之争,惟有对《解释》加以正义观念上的思辨,才能澄清法律用语歧义的正确处理方式。正义观念可以用法律融贯性与比例原则加以检视。适当的歧义,允许被相同处理;不适当的歧义,应被区别对待。《解释》中的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应遵循上述正义观念,分别加以处理。

简介：本刊于1983年第三期《法学争鸣》栏发表欧阳涛、陈泽宪两同志的《如何认定奸淫幼女罪》一文以来,先后收到湖北孙应征、湖南龚跃飞和吴神保、江西邱梦云、山东胡殿隆、唐山王云山、四川章宇等许多读者参加这一讨论的稿件。其中,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肯定欧阳涛、陈泽宪同志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近年来在奸淫幼女案件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否则容易扩大打击面;另一种意见对欧、陈两同志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认定奸淫幼女罪只能以刑法规定的被害人的年龄为标准,否则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混乱,不利于从重从快打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犯罪分子。本期发表持后一种意见的广东黄文俊、刘杰两同志的文章,供大家研究讨论。

简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为准;二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三是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所获利润为认定标准。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种认定标准在价值评判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从刑事法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之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涵盖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量化分析。

简介：刑法具有认定商业秘密的独立标准。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展开,从而否认商业秘密财产权的性质。刑法中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有形载体、实际的价值以及从任何渠道无法公开获得的特征。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证明不能采用＂接触＋相似＂的证明标准,而应当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简介：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与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常相似，储存行为、持有行为、私藏行为很难区分，容易混淆。储存是指将枪支、弹药、爆炸物大量存放。持有是指公开拥有、控制少量的枪支、弹药。私藏是指秘密藏匿少量枪支、弹药。

简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关于该条款究竟是否赋予了被追诉人沉默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由此导致“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运作前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立法效果有待观察。在司法实务中正确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关键是坚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

简介：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

简介：法庭言论入刑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也不是毫无逻辑和底线。＂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真实性抗辩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等,英美国家精心设计的致力最大限度保障言论自由的方案,为厘清法庭言论的刑法边界提供了有益借鉴。划分刑民边界,明晰要件要素,扩展阻却事由,保护善意言论;高配入罪门槛,区分善意和恶意、公益和私利,等等,在审慎扩权的同时严格限权,是新条款施行平行不悖的两条进路。

简介：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简介：刑法对偷税罪成立标准的规定存在着重大的立法漏洞,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直接修改立法的瑕疵,在立法修改前,应对立法漏洞造成的错误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设法弥补,将能纳入目前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偷税行为按照犯罪处理。

简介：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宜对严重的“自然犯”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入罪”的范围应作适当调整。此外，立法还应规定：胁迫或诱骗不满18周岁人犯罪的应从重处罚；不满18周岁人犯罪不适用罚金刑；不满18周岁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不满18周岁人犯罪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简介：首先回顾英国{2007年企业过失致人死亡罪法》的出台过程与背景，分析该法的政策意义，并指出有效控制与处罚企业违法行为的政策目的是这一法案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之后，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介绍了英美国家企业刑事责任论近年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中从个人到组织、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在企业犯罪频发的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我国也需要对目前的单位刑事责任论进行反思。

简介：有效的家庭监护,科学的家庭教育,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实现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目标等具有积极意义。对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家庭监护功能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监护和司法程序内的特别保护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犯罪前预防,后者侧重于犯罪后保护。调查发现,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存在监护功能缺位与实现障碍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涉罪未成年人综合监护体系,突出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发挥社会监护的补充责任,落实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

简介：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是常用的重要法律解释方法，但关于二者的本质与概念界定、思维机制与边界界分，尤其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区分，都是当前法律思维与方法研究领域的持久难题。本文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切入．通过重构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关系，以“类型推理”为法律方法展开的思维机制，全新界定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的概念与意义择取界限、操作机制和基本准则，从而将两种法律方法予以彻底确定化、定型化和实用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准确界分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予以实例证明。这种致力于法律方法明晰化、确定化和操作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学理研究，尤其对于司法实践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推进意义显著。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第29条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但该罪中的相关术语没有直接对应的国内法规范作为判断的标准，给人们理解和适用带来不少困难，我国的立法、司法机关对此应予以解释，以明确其含义；并针对该罪的立法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以实现该罪设立之目的。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修改原“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加大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其进步性自不待言。然立法的不彻底，亦产生诸多弊端。就强制猥亵罪而言，“强制”表现为手段的强迫性和违背他人意志性，二者缺一不可；“猥亵”则包括一切侵犯他人性自决权的行为，而无论其目的为何。此外，“猥亵”和“侮辱”具有同一性，不论理论还是实务，均难以区分二者，对此应在修法时删除“侮辱”，改“强制猥亵、侮辱罪”为“强制猥亵罪”。

简介：为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杭州市信访局坚持克难攻坚，于2007年起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大与媒体合作的力度，借助媒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表达与舆论监督功能，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的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以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维护群众权益为核心的信访工作机制。从几年来的实践情况看，这一工作机制对于有效化解信访难题。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树立民本政府形象，增进政府与社会信任度，营造社会和谐氛围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简介：为了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准确理解其内容，正确适用法律，严格执法，严惩污染环境犯罪，进而促进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美丽中国梦增添强有力的法治支持。

简介：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财物,并可能成为普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普通侵占罪与纯民事纠纷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普通侵占罪不但侵犯了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内部信任关系。普通侵占罪以财物所有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委托代为保管关系为前提。在认定委托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要结合双方是否存在内部信任关系等因素,根据日常生活准则进行判断。为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对普通侵占罪应重点从“合法持有→非法占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模式,以及犯罪客体、行为人返还能力、犯罪数额、证据、犯罪主体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定,以防将纯民事纠纷认定为犯罪。

简介：最高法院最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了操作性标准,但是相关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仍然值得探讨。其中,＂存款＂的概念应当基于金融业务理解,＂公众＂不宜量化,融资人的主观目的是判断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要标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经营活动更不宜以损害后果作为定罪与否之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