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旨在解决由于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资源间差异所引发的事业文化单位和企业文化单位在诸如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上的差异。本文采取通过比较事业型文化单位与企业型文化单位间的差异的研究方法来反观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资源间差。研究发现,事业型文化单位和企业型文化单位在职能定位、资金来向、文化资源保护以及文化受众群体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本文认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资源间存在很好的合作基础,并提出相关合作建议。合作建议共由综合领域的企业赞助及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合作两方面组成。两者间合作的优势在于化解了两者间由于差异造成的矛盾,且很好的实现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资源的优势互补。
简介:府际协作是地方政府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是区域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因素是府际协作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机制的形成在自主性程度上的差别也是两种因素的作用结果。随着府际信任程度的累计与变化,两种机制在府际协作关系建立、巩固和升级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比重。2007-2016年间四川省各城市324条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府际协作正式性程度受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演变趋势。目前该区域逐渐从协作关系巩固阶段进入升级阶段,协作机制从正式演变为非正式。为进一步完善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根据城市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协作的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选择适当的协作机制。
简介: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虽然在2008年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危机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有再次调整世界秩序的共同愿篁,但自由主义根基和维护霸权的目的性没有变化。这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融合、利益共生的结果。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
简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