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简介:本文着重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深化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认为欲深化该研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和加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发展演变及其彼此之间的逻辑和历史关联的认知,还应该系统梳理其核心话语和概念的内涵,同时必须将该思想置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全时段去考察,尤其不能只重其体系基本形成阶段,而忽略1940-1956年的发展时期;与此相一致,则不能不高度重视"集体智慧",即文化思想者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普通文化工作者的贡献。此外,还应当注重将这一思想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自身演变和发展的总体脉络中去把握,并适度地把文化思想与实践途径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简介:2004年金秋,我们迎来了广州市修志事业20年的喜庆日子,也迎来了广州市修志事业第二个收获的季节。二十年来,我们的社会经历着一场伟大深刻的变革,伴随着改革的步伐,广州修志事业在探索中前进。改革开放给修志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修志的组织运作方而我们遇到过极大的困扰。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新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运作方式组织第二轮修志?在续修启动之前,我们曾作过深入的思考;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我们曾面临工作的反复与停滞,并为此共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欢庆广州修志事业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欣慰地面对志坛又一派丰收的景象。此时此景,也引起我们的一再思考:如何巩固成绩,总结提高,加快进度;如何适应新形势.改进和创新修志的组织运作方式,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修志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