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承认当事人陈述具有独立的证据地位,但由于具体制度安排存在缺失,导致该类证据的应有功能在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有效发挥.设定当事人到场及陈述义务,规制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方法的程序运作,可充分挖掘和发挥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功能.

简介：情报主导警务是21世纪最具深远意义的警务变革,由西方国家兴起,随后引入中国。情报主导警务的运行为国外警务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效益,但由于我国的国情、治安形势等与西方国家不同,国外的情报主导警务模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对情报主导警务进行本土化,使情报主导警务更加契合我国公安工作实际,使公安工作的开展更为顺畅。

简介：关于受贿罪的共同正犯，我国司法实践从“特定关系人”的角度进行判断并不合理；通说立场下论争往往拘泥于形式客观说，难以展开深入的探讨，应当从实质的共犯论的角度来讨论受贿罪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否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观点的背后是义务犯的思想，然而义务犯本身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应当采纳。立足于法益侵害说和因果共犯论，在正犯论上采取重要作用说，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肯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国家工作人员指使单独收受贿赂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收受贿赂的，应当构成受贿罪的共同正犯。

简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亚洲安全观，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其内核是中国的“和”文化。在新时代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新安全观是在与冷战思维斗争中发展的，它应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亚洲新安全观是对和谐世界理论的发展，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宣示。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亚洲新安全观的基础。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为实现亚洲新安全观提供了现实条件。

简介：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经济犯罪嫌疑人携带大量资金潜逃境外，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形象，给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追逃不如防逃。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加大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力度，通过人力资源、制度规范、信息技术三个层面的设计，构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防逃预警机制，达到防逃预警的目的，把经济犯罪嫌疑人拦截在国门之内。

简介：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批示中也提出了强化法律监督的明确要求和殷切希望。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法律监督质效,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需要检察机关全力更新监督理念,明晰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机制,革新监督方法,鼎新队伍建设方略。

简介：在侦查一般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假冒伪劣犯罪的特点和趋势,首次探讨和总结了假冒伪劣犯罪侦查特有的三个原则：长期作战、强力遏制原则;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控方双轨侦查原则。并对三个原则的产生背景、含义和要求进行了研究。

简介：立法协商机制的发展促进了立法新常态的形成,其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强化政协职能。在中国的语境下,立法协商主要是指人民政协在立法事务的过程中发挥参政议政职能的活动,其优势在于既能够保证立法过程吸纳多方意见、谋取最大共识,也可以提高政治意见表达的合理性,并将意见共识有效地转化为法律的价值目标,确保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的有机统一。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立法（前）协商、有权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协商、人民政协组织的立法协商三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立法协商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简介：印尼历史上的爪哇文化及社会结构孕育了乡村庇护主义的传统,而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形成了社群性的庇护主义体系,部分华人1上层成为其下属侍从而得以立足。建国后印尼社会结构的转变尽管削弱了基层社会庇护关系的基础,但威权统治造成的主公制度加强了上层政治势力与华人商业资本间的恩庇关系。1998年之后印尼民主化过程中,拥有强大历史惯性的恩庇主义传统又渗透至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华人参政也不得不适应其政党的庇护性作风。

简介：夫妻个人财产的转化规则是我国婚姻法实践中的一项既有制度。在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订时，其因违反多种民法理论及婚姻法理论而遭到批评和废弃，但此类批评如今看来实难成立，且包含了对比较法上类似制度的不当忽视。从功能来看，该转化规则不但可能符合我国最大多数夫妻的意愿，还可以在事前层面促进婚姻的稳定，从体系来看，它与婚后所得共同制互相补充，一道构成了介于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之间的具有混合形态的法定财产制，可谓我国司法实践的“神来之笔”。在解释论层面，被抛弃的夫妻个人财产转化规则仍然可以有限地回归司法实践；在立法论层面，该转化规则中的许多细节亦有完善空间。

简介：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一项新职能：司法救济职能,这与我国国家权力架构和司法体制、诉讼构造及现实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当下,制度本身的缺陷、检察机关权力结构和追诉职能偏向可能限制该职能功能的有效发挥。未来应从司法救济范围、程序性后果、救济程序、再救济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同时,应逐步调整检察机关权力结构,改变偏向追诉的业绩考评机制,促使该模式功能的有效发挥。

简介：攻心取胜谋略，是指警方在警务活动中针对活动对象的个性心理特点和现实的心理状态，运用各种心理刺激因素，而对其情感、思想、意志施加影响，从而战胜对方的谋略。使用攻心取胜谋略要注意攻心为上，以情感化攻心、以理疏导攻心、依法威严攻心、以势震慑攻心等，刚柔相济，恩威并施，以最小的牺牲，最少的代价获取最佳的效果。

简介：近年来索马里海盗案件的频繁发生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对此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向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执行护航任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各国都可以在公海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抓捕海盗并按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对其定罪量刑。据此,韩国曾在2011年抓捕了索马里海盗并首次在韩国国内进行了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法律问题。虽然现在中国还没有实际抓捕索马里海盗并押回国内审判的案例,但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如果在中国审判索马里海盗的话也很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因此本文首先考察韩国国内关于海盗犯罪的法律制度以及海盗审判的具体经过,再分析韩国在审判海盗时出现的法律问题,最后指出中国相关法制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简介：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是公司责任与公司成员责任的分离，股东作为投资者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除了其投资之外的进一步的责任。该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调动潜在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公司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功不可没。有学者曾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发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限责任改变了整个经济史。有限责任制度的发明，给近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注入了巨大活力，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使得人们投身于商业的热情高涨。

简介：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公司章程而引发的纠纷不少,其中一些纠纷可归结为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制问题。公司章程自由彰显了对股权的保护。公司章程的自由肇因于利益。公司章程以自由为依归,对相关主体的利益予以界定和分配。公司章程调整股东利益的基本机制是配置权利和义务,它对股权配置主要采用三种手段:一是界定、分配各种利益;二是协调利益关系;三是保障和促进利益的实现。公司章程体现了国家强制与股东意思自治之间的平衡。

简介：非正常死亡原因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可能牵涉非法脱罪情况的发生,对死因的调查和处理更是事关国家公权的社会公信力。而现行非正常死亡原因调查和处理机制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建立必要的正当法律程序予以确认。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特别程序的性质符合对非正常死亡原因的认定和处理,建议在特别程序中增设死因确认程序,通过正当规范的司法程序,由司法权统一行使对非正常死亡问题的确认权力。

简介：现行法中被害人主体性地位的缺失，使得刑事追诉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成为与被害人无直接联系的宣示性口号。尽管理论界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着些许担忧，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其独立的价值，采用中庸途径更有利于平衡多方利益。

简介：党中央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厘清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优先于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应当以一种克制和谦逊的品格嵌入市场失灵的边界当中,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经营者集中控制和垄断协议的规制等方面保持其应有的谦抑性,为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进一步放权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提供有益保障。

简介：鉴定意见是诉讼证据的一种法定形式，其审查、核实和认定工作涉及很强的专业性。鉴定瑕疵，是指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鉴定程序、鉴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适用以及鉴定文书制作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鉴定规则等规定，但不影响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和证据能力的情形。诉讼环节不同，鉴定瑕疵和鉴定错误的发现、补正和纠正的机制不同。

简介：建立军事法律顾问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客观要求,是提高军队法律服务保障能力的现实需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制定《军事法律顾问条例》,明确军事法律顾问的任职资格、选拔设置、职责权限、经费保障、法律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