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俄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俄语语言生态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关注。本文着重揭示了俄语语言生态危机状况的几个方面、探询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及解决该问题的可能途径。

简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婚礼习俗。俄罗斯人的婚俗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俄罗斯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作为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俄罗斯的婚礼习俗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而且，这种展示是动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婚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是它的核心部分即基本的礼仪没有改变。

简介：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当下的社会问题是布尔加科夫理论关注的两个焦点，这直接促成了他独特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对索非亚学说的诠释是布尔加科夫宗教观的具体体现，为其文艺批评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对文艺的界定和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布尔加科夫确立了“宗教一美学文艺评价标准”，以此来挖掘文学作品与作家精神世界的联系，并认识到个体精神与民族集体性的宗教无意识特点。

简介：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从来都不是古井静水,而是像小河之水总是流入人类文化的汪洋大海,彼此吸收,相互作用,从不因时间和空间的相异而阻隔,只要社会发展的截点相似或相近就会产生新的景观。俄国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托尔斯泰的思想一旦吸收了我国孔子、孟子、墨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老子的学说就放射出自己特有的宗教观的火花。列·尼·托尔斯泰出生于19世纪20年代,老子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相距两千多年。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民族不同,一个是俄国的大文学家、思想家、世界文坛的泰斗,一个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但他们所经受的变革社会的激荡是相同的,他们都目睹了旧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传统习惯与新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习惯之间的撞击,感触到动荡、混乱时期人民渴求社会稳定、生活幸福的脉搏,也都有一颗强烈的拯民救世的心。他们都探求了拯民救世的“良方”。由于他们受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因而,开出的“良方”药味有同有异。本文就两份“良方”开出的社会背景,“药方”同中有异,“药效”程度等方面做个比较分析。一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残喘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简介：普希金自始至终都对婚姻持悲观和畏惧的心态，这种意识来源于他的诗人天性、特定的文化语境以及他的男性视点。普希金的后期行为叙事表明，尽管他是在被迫无奈中选择了婚姻，但却一度试图做个忠于家庭、信任婚姻的好丈夫。然而天才诗人的身份注定了他结局的悲剧性。

简介：俄罗斯宇宙论既被视为俄罗斯文化的“黄金资源”和20世纪末俄罗斯理念的基础，也是当今俄罗斯生态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它是全球性历史转变的现象，也是俄罗斯理性在思考未来时的独特突破，其潜能在于从历史的危机中制定整个人类和俄罗斯未来出路的方案。俄罗斯宇宙论和生态世界观具有两个重要使命：理解人在整个环境、包括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寻找“人类在21世纪生存的绝对律令”的答案的精神道德和科学理论基础。作为俄罗斯文化的产物和俄罗斯文明的精神反映，它们呈现出两个共同特征：责任意识与超越精神。

简介：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的诞生，与近代实证史学对王西里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但考察王西里研究中国文字的思路和方法，剖析其评论中国文明的观点，他深受近代欧洲东方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纲要》的问世，还与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以及俄国人的东方观息息相关，其中俄国人的双重民族性格是此期俄国东方学研究兴盛的潜在动力。《中国文学史纲要》对中国宗教、中国文字、文学的研究和认识，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中透露出的王西里的中国观，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简介：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问题一向引人关注。学界有青年陀氏一度陷入无神论之说。本文在挖掘陀氏著述、作家传记，梳理学界前人言说的基础上试图澄清：陀氏从未变易其基督徒身份。青年陀氏是以基督徒的心理接受了傅立叶主义，其流放前的作品亦能映射出作家自身的基督徒品质，此外，青年陀氏在日常生活中亦恪守福音书教义。

简介：列维坦是公认的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风景画大师。作为能引起人们“诗意情绪”的画家，大自然在画家的创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宽广的河流、姿态万千的树林、瞬息万变的天空、静穆的教堂和墓地——典型的俄罗斯自然景色给画家带来无穷的艺术灵感。在一幅幅风景画里，列维坦不仅把俄罗斯大自然描绘得出神入化，而且在其中注入了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体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自然观。

简介：19世纪上半期俄国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时期有多位来华俄国人在其行纪中就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法律、社会与风俗运用了不同于18世纪的负面评价套语。中国由18世纪令人艳羡的文明国度沦落为停滞、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欧洲社会的进步、黑格尔等人的历史哲学、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来华行纪深刻影响了来华俄国人关于中国的书写倾向并与后者共同促成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人中国观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