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犯罪呈上升的趋势,究其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客观上,如经济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主观上,即在犯罪人头脑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支配着犯罪的行为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犯罪意识,而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对于犯罪人形成犯罪思想意识,实施犯罪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是人的思想活动的基本动力,支配人们的行为,激发人的积极性,影响人的体验、思维和意识,人们从事任何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追求某种需要,需要是人的一般的、基本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的行为的内在原因。但需要既是人的心理现象这之一,又是客观存在于头脑中的反映。人生活在社会中,因此,人的需要除了受生理上的制约外,还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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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物权行为问题并非事实判断问题，对市场交易与物权行为关系的考察不应建立在论证物权行为的现实存在基础之上。通过对物权行为无因制度的价值判断，可以发现以物权行为无因制度调整市场交易关系，难以满足市场交易对公平、安全及效率的价值追求。从而，基于市场交易的内在需求，我国物权变动立法应舍弃物权行为无因模式，确立建立在公示公信力基础上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简介：近年来,＂一核多元＂治理模式被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但实质上这种新治理模式只是传统全能型治理的延伸和升级,以此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只会产生一种＂翻新＂的威权主义治理。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社区多元民主治理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这种分化的不足或者负外部性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公共性问题。社区社会公共性的发育,不仅需要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而且还需要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都需要社区社会公共性来支撑。社区治理法治化既是多元民主治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社区社会公共性发育的重要支柱。简言之,多元治理结构、社会公共性和治理法治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驾马车＂。

简介：近年来,中国法制史学科在很多大学、法学院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吞并的命运,作为法律史的一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更是冷门之中的冷门,甚少人去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对现实法治影响也微乎其微。以当代中国司法中极为受瞩目的司法调解为例,学者们宁愿去找在西方也是非主流的ADR,或"能动司法"作为理论依据,却忽略了扎根于新中国革命法制传统中的充满着乡土气息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此而言,新作《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1]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表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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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传统民法中,责任能力制度主要适用于侵权法领域,是侵权责任承担的基础。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侵权法救济功能的强化,该制度遭受到一定冲击,而基于责任能力进行过错判断的必要性也值得质疑。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将责任能力设立为一般制度,只是在相关具体制度中有所涉及,并主要作为衡量过错和减轻责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过错责任作用的发挥提供支持,从而更好地实现《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功能。

简介：现场遗留人体气味能否成为物证，其鉴别结论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一种，关键在于其证据能力问题。本文对现场遗留人体气味是否具备物证的基本属性；人体气味是否具有人身同一认定方面的独特属性；对现场遗留人体气味是否有一套科学的发现、提取、保存和检验的方法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简介：《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更能揭示拟制制度的规范目的，并有助于消除关于拟制制度的错误理解，然而，立法者却于最后时刻放弃了创新追求。总体而言，《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的规定上因循守旧之气过重，变革动力和能力明显不足。

简介：<正>长期多量饮酒会导致慢性酒精中毒,许多犯罪行为与其有关,在国外已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亦发现由其引发的犯罪有增加的趋向。本文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一酒精属于亲神经性物质,人体可因饮用不当而造成酒精中毒。酒精中毒有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之分,前者为一次性大量饮酒或在特殊情况下小量饮酒而出现的急性酒精中毒;后者

简介：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它只是一条针对办案人员的禁止性规定，与国际上的反对自我归罪权差距很大。考察反对自我归罪权在英美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人们从法理上明晰为何应将反对自我归罪作为权利对待，尤其是它的宪法化，会为政府追诉犯罪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基本人权保障界限。由其引申出的沉默权，亦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话”模式转变为“证明指控”模式，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中立听审，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简介：保障失信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是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对人民法院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工作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梳理需要特别保护的失信被执行人权利范围、分析当前执行工作中对这些权利保护的不足,并立足于如何确保执行行为的正当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具体建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完善,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法律依据的具体化。二是合理适用惩戒措施,准确选择和适时调整惩戒措施,以求实践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精准保护。

简介：作为2012年刑诉法修改亮点之一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了由检察机关直接对所附条件进行考察的立法模式。这种由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造成所附条件的设定机关、考察机关（执行机关）、效果评估机关同为检察机关的尴尬局面；其次，对所附条件的考察还涉及矫治和教育内容，而对于这一领域完全陌生的检察机关能否胜任这一要求，尚难确定。虽然“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缺陷明显，但不宜全盘否定，而应以修正主义态度，对其关键环节进行合理修复来完善之，进而实现考察主体从单一到多元、考察方式“从一刀切”到多样化、考察内容从模糊到具体、考察制约从集权到制衡的华丽转变。

简介：从自由刑和财产刑的选择这个视角切入，探讨我国现阶段关于刑罚合理适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的现有国情，定位我国现阶段刑罚的目的；阐述和分析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短期自由刑适用存在的弊端、财产刑执行难以到位、贪污贿赂犯罪中国家损失难以弥补等问题；通过运用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刑罚制度中引入刑罚效益原则，提出法官在对刑事被告适用刑罚时，在不违背立法者刑罚目的的前提下，应当考虑刑罚效益的建议。法官运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在自由刑和财产刑中做出合理的、适当的选择，以实现最大的法益，达到社会主义刑法中刑罚制度运行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加效率的目标。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

简介：与传统报应或预防性刑事司法的单一目标不同，恢复性刑事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必将面对各方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所引发的冲突，从而陷入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传统的刑罚目的观念无法解决恢复性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只有新报应主义刑罚目的刑罚纯粹化的观念，能够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去刑罚化的内涵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通过其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了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并使恢复性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社会修复的目标。

简介：<正>我国虽然民法典尚未颁布,还没有完备的法人制度,但是近几年来颁发的一些重要法规,己经规定企业是法人。特别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我国实行法人制度的必要性。这个决定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对法人作出法律解释,并在较短时间内对法人作出全面规定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本文试图从我国实际出发,运用法人的一般原理,就企业法人的基本条件和能力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简介：测谎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科学侦查手段,测谎结果的属性存在供述说及非供述说,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美国基本否定其证据能力,而日本则认同其证据能力。我国在案件侦查中也运用测谎技术,鉴于此项技术的精确度以及实施的正当性存在争议,因此我国相关问题的规定需要检讨,在得到受测谎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对实施测谎,但仅限于帮助警察确定案件侦办方向或寻找线索的参考测谎,测谎结果无证据能力。

简介：<正>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法律课题。它能否成为专利法的保护对象这是长期以来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总的看,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早在1968年,美国专利局就宣布计算机程序没有专利能力,联邦最高法院也做出过类似裁决。英国、西德、日本、加拿大等国也采取了同美国一样的态度,法国和波兰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