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现有立法已从评估主体设置、评估范围界定、评估内容构造以及评估程序设计四个方面对重大环境决策社会风险评估进行规制,但还存在诸多可完善之处。首先,现有立法没有实现决策主体和评估主体的有效分离,难以保障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应设立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多元评估主体;其次,现有立法在界定评估对象的称谓、范围及方式上存在差异,不利于社会风险评估的有效实施,应统一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社会风险评估范围;再次,现有立法只着眼于对重大环境决策自身的静态评估,具有片面性,还应将潜在受影响公众对重大环境决策的认知态度列为主要的评估内容;最后,现有立法在评估程序设计上还存在缺失,应进一步细化程序设计,确保风险评估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的有效建立。

简介：近年来,频繁爆发的极端天气使得气候变化不再只是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成为牵动所有国家领导人眼球的热点问题。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并没有产生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气候框架公约,在这种情形下,各个经济实体为缓解气候变化给自身带来的贸易方面的负面影响,开始纷纷以环保为由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一时间国际贸易领域中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客观地讲,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可以协调发展,但这需要各国积极制定有约束力的国内立法和签署相关的国际条约等方式来实现。

简介：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主要是关涉过错是否为承担违约责任的必备要件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法学界的热点，在《合同法》制定的立法动议和草案讨论阶段，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是达到了高潮。在《德国民法典》历史嬗变过程中，过错原则在违约责任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微妙的变动并且设置了新的规则，明确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特别是在给付障碍法中的变化及其蕴含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合同违约归责原则的确定有很好的制度启发意义。

简介：为增进人民福祉,公共设施与日俱增,然公共设施屡遭破坏,损害必有救济,公共设施致损自然也不例外。公共设施致损理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将公共设施致损归入民事赔偿,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遁入私法"。公共设施致损纳入国家赔偿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一套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公共设施致损国家赔偿制度理应被立法所接纳。在明确公共设施致损国家赔偿制度在国家赔偿体系中地位的基础上,要严格限制公共设施的范围,确立无过错归责原则,设计出符合实际的程序,配套措施也应该相应进行,充分彰显关注私权、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简介：司法会计鉴定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有的认为可以适用于所有诉讼活动,有的认为还可以适用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本文认为,司法会计鉴定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活动.

简介：近年来以P2P网贷和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迅猛发展,但野蛮生长的背后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大批P2P网贷平台的'卷款跑路'敲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警钟。借鉴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制路径应当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为中心,通过规制金融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规制信息不对称、规制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确立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准入门槛与退出机制,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确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建立风险警示与预警制度,建立统一的互联网金融信用公示平台,以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

简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工作之余,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对养生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大,养生保健也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在养生保健不断繁荣的同时,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缺乏监管、缺乏人才等。该门课程应当纳入教育培训课程体系,为教育对象提供养生保健的理念和知识。

简介：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

简介：我国之所以不接受菲律宾对南海争端提起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条和附件7规定的强制仲裁的外交照会和《关于西菲律宾海的通知与权利主张说明》，原因在于菲律宾的这种做法不符合该公约关于提起强制仲裁的规定。我国不接受菲律宾的做法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第3条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指派仲裁员从一开始即表明我国对仲裁法庭管辖权的鲜明反对立场，但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阻止仲裁法庭的建立和开展工作。参与仲裁程序也应该是我国积极解决中菲南海争端的选择。我国参与仲裁程序有两个途径：一是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第3条指定仲裁员的程序参与仲裁法庭的组成，二是参与仲裁法庭的书面程序和口诉程序。无论参与哪一个程序，我国都有机会通过与菲律宾谈判或协商，达成协议以终止仲裁程序。

简介：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背景下,商标对企业的影响力日趋加强,商标的争夺也异常激烈。"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纠纷案所反映的若干问题为身处商战中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为避免遭遇加多宝公司的类似窘境,企业至少应在商标的经营管理中切实强化三种重要意识——商标的产权意识、商标授权许可中的价值意识和对商品包装装潢等其他商业标识的保护意识,以防患于未然,从而切实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

简介：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各项国际事务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二战后确立的多边主义（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向更加复杂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逐渐的将部分管辖权让与给地方的、区域的以及全球的机构，与它们分享这一权力。在此背景下，国际立法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在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立法过程、立法效力方面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本文旨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这种趋势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并且提出国际社会来如何应对这种现象，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此领域的关注。

简介：<正>由有权的社会成员向无权的社会成员授予价值,只不过是使后者物化的又一具体例子。——凯瑟琳·卡利兹:"欲望、危险、身体——中国明未女德故事"

简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要求。人民法院传统的执行模式已难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面临极大的挑战。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的指引下，司法执行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引来了新的契机，司法执行制度的改革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为此，本刊特设立“司法执行制度改革的挑战与应对”专题，其主要内容：以执行财产全国联网查控为契机，顺应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发展趋势；我国参与分配制度一直扮演着准破产制度的功能，有必要使参与分配制度回归破解执行竞合的功能，并对参与分配制度申请条件做相应调整；基于我国国情，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和解形式了结，然而现行法律对执行和解并未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必要深入分析执行和解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为今后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建立提供理论参考；非金钱给付义务案件的执行，当事人异议大，法院手段缺乏，实际执结率低，有必要完善迟延履行金制度；随着20I3年《公司法》的修订，造成了实务中如何实现对股东的追加执行，面临一定的困境，应当从规范股东追加执行的适用条件等诸方面入手，完善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为避免网络司法拍卖可能存在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应当对网络司法拍卖的信息管理和程序运行规则进行正确、合理的设置。这些文章的探讨，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司法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入法和细化对于实务部门的影响将会展现。通过采取特定策略(比如"欺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证据几乎每案必备。而我国对于通过讯问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标准不明确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有效界定哪些通过特定的讯问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借鉴美国通过"欺骗"策略获取证据的可接受性标准,将有利于我国在实务中界定通过"欺骗"等讯问策略获得证据的排除标准,并且明确界定通过"欺骗"等策略获取的证据是否应排除的标准将有利于促进侦查活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简介：我国女性犯罪比率和数量都呈上升态势,职务犯罪已与情感类犯罪、侵财类犯罪并列成为女性犯罪的三大类型。2009年至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女性职务犯罪案件22083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7916人,在J省某市,2010-2014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件154件177人,其中有女性职务犯罪嫌疑人3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19.7%。预防和查办女性职务犯罪已经成为检察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以彰显程序法的宽容和仁慈,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和判处监禁刑比例居高不下的状况,与立法精神相悖,这一窘境迫切要求健全检察环节办案机制,实现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司法保护和人文关怀。

简介：犯罪现象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互动的结果.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现象亦是如此.以北大法宝网站中的108件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现象为研究样本,将被害人的被害性操作化为贪利性和制度缺陷两个变量,将被害损失操作化为消极发现率和损失金额两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与被害损失之间具有显著关系.可以说被害性的有无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害损失的有无和严重程度.互联网对金融诈骗犯罪被害人被害性的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放大了贪利性,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会产生新的制度缺陷.情境预防通过确认、管理、涉及、调整等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情境,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境因素和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现象的目的.而被害情境预防就是通过改变被害情境即控制和减少自身被害性,来预防被害,以有效控制和减少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