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唐初,居住在洱海周围及祥云、凤仪、永仁、姚安、大姚、永胜一带的“西洱河蛮”,有一套与当地社会道德、风尚、礼仪息息相关的原始习惯规范。原始习惯规范以社会为文化背景表现为具有“社会意志”的风俗习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又表现为具有“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唐初,“西洱河蛮“还处於“各据山川,无大君长,不相役属”的部族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权,更没有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性的机构来认可习惯规范。故“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还不可能真正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还处於一种从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过渡过程中,靠“礼”和纯朴的民约乡规来体现的阶段,此阶段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地处珠江三角洲范围的博罗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设施条件、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受到各类投资者的青睐,大量的工业企业落户博罗,尤其是在博罗的西部地区即“博西”形成了以园洲、石湾、龙溪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业城镇。工业城镇由于外来人口多、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比较大,因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传统的城镇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群众文化方面的差别尤其明显。工业城镇工业企业多,工人数量多、来源广泛等特点,使得工业城镇群众文化在活动主体、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本文将以博罗县工业城镇的群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博罗县工业城镇群众文化的现状,阐述繁荣工业城镇群众文化的意义,并就繁荣博罗县工业城镇群众文化提出建议,以期对博罗县工业城镇开展群众文化建设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简介:在城镇化急促推进的过程中,文化生态迅速变迁,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反哺机能始终在发生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注人本身,在本质上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因而,努力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有效利用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反哺的潜在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关注农民市民化,营造“记得住乡愁”的民俗文化生态,因势利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简介:1960年代开始,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没落的境遇,日本与台湾地区开始了至今仍在持续的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基于地域社会的现有资源,由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方式多样,旨在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持续不断地促使地方社会生发内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渐凋敝破败的困境,进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品质。这一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在于: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充分激发地方民众的创造性;充分发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尊重地方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需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如此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
简介:明清两朝,由于漕运成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运河两岸的庙宇建造往往都带有国家与地方共同作用的色彩。除了民间团体不断依托漕工与商贾建构新的神灵之外,皇权对水利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参与到地方祭祀空间的改造中来。而民间社会也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对皇权的介入加以利用,体现了当地独有的生态、水利、皇权、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运河沿线庙宇皇家化与地方化的过程在苏北皂河镇安澜龙王庙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据此可以进一步解读出皇权将地方神庙皇家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民间将皇家庙宇加以地方化的策略与文化逻辑,这两者背后都与治水的实践和对治水的想象存在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