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国家领导人是国家形象和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代言人。本文通过对白宫网的研究,试图分析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新媒体塑造“总统”这个国家形象符号,又通过什么方式来传递符号意义、表达国家形象?研究认为白宫网对奥巴马形象的塑造是一个从“表现个人化”到“去除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统作为国家形象的符号意义得以表达。本文还将领导人形象塑造放在媒介化政治的环境中进行分析,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受众被重新赋权,新闻和娱乐的边界日渐模糊,这对政府通过媒体传播政治信息提出了挑战。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包括为新型受众构建参与表达和分享信息的复合型平台,提供强调领导人履行政治义务的信息和施政方针对国家实力提升产生实际效果的信息,而非个人化的信息。
简介:中美两国“千禧一代”大学生因个人隐私泄露而遭遇诈骗的问题凸显。敏感数据是个人隐私保护的核心领域。为探索中美大学生对敏感数据的感知及其异同,文章归纳出92个国家和地区定义的全部30种敏感数据类型,并以中国H省和美国I州为例,分别调查两国大学生对这些数据类型的敏感度感知情况,运用T值检验作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大学生认为身份证号、财务信息最为敏感;其次是家庭住址、通话内容、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手机短信、GPS定位细节、性生活等;认为个人所属民族(种族)等数据最不敏感。(2)美国大学生认为财务信息、通话内容、手机短信、身份证号、电邮内容、GPS定位细节等较敏感,而认为工作经历与表现、姓名、教育背景等不敏感。(3)中美大学生感知的高敏感度数据类型较为一致;中国大学生感知到的平均敏感度高于美国大学生;美国大学生感知的电子邮件内容敏感度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文章运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价值观趋同论”对相同点做了分析,不同点则折射出双方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法律规制之差异。隐私法规中分类的“敏感数据”与“千禧一代”大学生感知的“敏感数据”存在一定悖论,法规需不断修订完善,隐私研究也应与时俱进。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
简介: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赋权作用,但是学界对于互联网的赋权机制并未给予深入阐释。以赋权理论为视角,认为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的赋权具有结构性,包括平台赋权、实践赋权(如信息赋权、关系赋权)、心理赋权等。基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意见表达意愿主要受网络接入、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其受实践能力影响较小。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下网络技术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虽然使新生代农民工平台接入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实践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平台接入、实践能力在提升心理层面效能感的功能仍然非常有限,意见表达状态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好转。由此,互联网要真正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表达,除了提高网络接入、网络使用能力外,更需要将其转化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获得,培育和营造良好的意见表达文化也是重要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