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私方反竞争行为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障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以协调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竞争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应由什么机构、采用什么方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还存在激烈的论争。考虑到WTO能力的有限性和各国竞争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利益需求的差异性等因素，将竞争政策问题全面纳入WTO调整范畴尚为时过早。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与立法工作可通过两个途径同时展开：逐步将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联关系的竞争政策纳入WTO调整范围；竞争政策的其它问题可在WTO之外进行讨论与协调。

简介：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备受关注而法律规制制度尚处在探索之中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反竞争审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垄断认定中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2008年生效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提供“如何”规制的具体制度规则。以已有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则为基础，结合知识产权许可中的特殊问题，构建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是有效解决实践中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案件纠纷，并及时推动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走向合理与科学的重要途径。该框架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确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竞争损害”标准；二是界定知识产权许可限制涉及的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创新市场；三是选择基于“区别对待”的分析工具和基于“利弊权衡”的四步检验法。

简介：近年来，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活动成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典型符号。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已经相当普遍，但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尚待拾遗补缺。本文试图从法理和制度分析的框架对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进行探讨，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社会权利的可司法化，赋予公民救济其环境权的司法途径，旨在为我国环境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可资参酌的共识。

简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将"无讼""厌讼""贱讼""耻讼"等视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之特质的"理想类型"概括,近十余年来受到法律社会史领域研究结论的质疑与颠覆。但是,后者所作的学术工作主要只是搜集更多的史料证据加以展示,而并没有针对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中常见的思维框架及其概念使用进行反思。即便对于像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这样非常本土化的学术议题,研究者也必须清醒注意到"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等概念所附随的"西学"知识背景对此类议题之讨论的微妙影响,从而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对此类概念谨慎使用。

简介：公司治理结构受各国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决定，是一种“路径依存”型的发展，各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上都是在传统的框架内改良，是制度适应文化，而不是文化适应制度。依手独立董事的“一元制”和依托独立监事会的“二元制”各有其不同的存续背景和所应对的公司治理课题。前者重在解决“管理者剥削股东”的问题，后者重在解决“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问题。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背景和所面临的公司监控课题与“一元制”截然不同。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不能解决其所欲解决的问题，监事会运作失败并非该种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制度运行机制不当的结果，因此，应当超越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异向思维，独立董事机制的引入应在传统框架中行动。最佳的选择是，许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以章程选择合适的监控机制，允许不同的治理结构在一国内部同时并存、共同竞争。

简介：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框架下的农业补贴,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支持。本文通过分析《农业协定》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立法现状,结合我国农业补贴现状对立法的需求,总结欧盟改革和美国立法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以下完善立法的建议：（1）采取制定一部农业补贴综合立法,辅以配套条例和细则的分层立法模式;（2）综合立法应以规定长期目标为目的,其规定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配套立法以实现短期目标为目的,其具体实施方案应便于修订。文章同时对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简介：就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而言,WTO的重要性在于将金融服务贸易首次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制定了一系列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协议:GATS、、、,从而构建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和纪律,影响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国内法规的协调、承认和实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争议的解决.此框架是20世纪以来国际金融法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取向.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

简介：以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梳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它呈现出注重证成性、偏轻正当性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政治状况导致我国的法治发展同样陷入畸轻畸重的偏颇境地,体现在宪法领域就是：宪法浓重的纲领性影响宪法的有效规范性,宪法的富强精神突出、民主精神羸弱,宪法的发展追求事实上的实效性、忽视规范上的合宪性。失衡的政治导致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弱化,体现在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立法体制的行政化以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未来法治中国的建设发展应以证成性与正当性有机统一、基本均衡的政治作为基础。

简介：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简介：法律经济学上的“卡一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一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简介：《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货币供应量的确定,受到诸多经济内生性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传统的数量型货币供应原则已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货币供应内生性逐步增强。本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综合考虑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国际经济、居民存款、企业贷款的关系,构建新的货币供应分析框架,提出根据商品价格、资产价格、汇率和外汇储备、居民存款利率、企业贷款利率等内生性因素合理确定货币供应量,以有效防范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兑损失等经济风险,平衡投资、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协调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均衡。

简介：基础理论是民事诉讼理论分层中处于上位的三个层次。以处于第一层的诉讼目的和诉权理论以及处于第二层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为指引,以处于第三层的诉讼标的和既判力理论为中心,重新审视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第四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且不存在既判力扩张,故并非固有或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只有坚持连带责任的普通共同诉讼定位,将必要共同诉讼限定在诉讼标的同一和既判力扩张的情形,并扩展＂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范畴,才能贯彻诉讼目的,保障当事人诉权,落实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并使当事人真正实现其民事权利。以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司法和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样是民事诉讼法学＂法理化＂的必经之路。否则,停留在注释和实证分析的民事诉讼法学终将枯竭其思想体系而退化为单纯的知识体系。

简介：＂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是一种用以表明和展示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与法律地位的理论模式。但是,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梳理中我们发现,那种基于传统利益分析方法而确立的＂三元框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中间层理论,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三元框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需要研究该框架对主体所作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中的主体是否相符;经济法实践中的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其假设之间所存在的反差,可能是导致现有社会中间层理论缺乏应有实效的根本原因。新型社会中间层理论的经济法构建应当明确社会中间层所处领域是一种＂场所＂、社会中间层之目的在于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耦合＂提供方法和路径、以及在干预主体和干预受体之中为社会中间层寻求定位并据此确立其权力（利）运行边界等三个基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