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试图对康德以来的普遍历史观念稍作评论。这种反思的前提是从普遍历史的过去视角以及在实践上规划好的未来的视角看来的对全球性现状的思考,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试图通过指出可怕的后果或者任何其他方式。为人类恐怖的非人道行为的历史记录进行辩护。首先通过对发展的思想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作一些反思:其次,对历史哲学中的“进步的辩证法”及其后关于社会变革的一般理论提出某些思考,并对“进步”的成本和收益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最后,从上述的批判历史反思的视角来对全球现代性的当代话语稍作评论。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代际责任问题是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应对涉及未来世代的不确定性,又是代际责任问题的重点。有些道德哲学家建议借助经济学方法,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单纯应用"成本—收益分析",不但令道德哲学家们怀疑这个方法预设了功利主义的前提,在实际计算中也无法应对不确定性难题。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中使用的"贴现率",实际上暗含着某种对未来世界的描绘,而这种描绘本应是不确定的。另一种建立代际责任的尝试是人权原则。人们常常怀疑人权不能应用到有关尚不存在的未来世代的讨论中。通过将未来人的人权与当代儿童的人权进行类比,人们似乎有理由采纳一种包括未来人的人权观念。如果这种人权观念成立,那么人权原则可以以最小的理论代价应对不确定性的难题。
简介:一、从“思潮”到“观念”吴晓番、胡岩问(以下简称“问”):2011年底,您的新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上海书评》、《社会科学报》、《哲学分析》、FrontiersofPhilosophyinChina、《探索与争鸣》、《文汇读书周报》等分别发表了相关书评或进行了专题讨论。2011年《上海书评》的访谈,主要谈的是现代平等观念之实相,包括平等观念在中国如何实现古今之变。今天我们想请您就观念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方法论再深入谈一谈。我们知道,您把观念史研究视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重要部分,并且一直比较重视方法论的探讨。而在《平等观念史论略》一书中,您则对自己在观念史研究的方法作了一些阐释。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从事观念史研究的大致历程?
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胡塞尔关于“原初生活世界”的分析可以依动态构造法则和静态内容而做区分。在他那里,就作为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而言.有关历史的先天和历史目的论的现象学分析构成其主要内容。但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没有同等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哲学。利科关于记忆、遗忘和虚构想象的研究可以被看作对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它们分别揭示了人类记忆的历史处境、遗忘的存在处境和想象的“彼在”存在论。据此,生活世界的内容可被刻画为作为记忆(遗忘)和希望(失望)的生活世界。对这一人类存在论基础内容的关注是哲学家的使命,依此关怀,哲学家能够在伦理和政治的现实层面给予人们振聋发聩的提醒。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简介:近现代科学以及科学文化在成为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反抗、破坏乃至摧毁着其他文化传统。不仅如此。科学主义成为霸权文化,造成了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僭越以及科学对人文的僭越。而且,就现代科学文化的内涵分析,一是存在科学的人为“祛文化”现象。如科学对性别、种族等的价值中立;二是负荷了不恰当的社会文化,如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等。鉴此,必须明确科学以及科学文化的文化地位,针对其“文化缺失”,进行“文化回复”,使其回归人文和自然。这包括:反对科学霸权,消除科学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认清科学人为的“祛文化”状况,明确科学蕴含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改变科学以及科学文化不恰当的社会文化负荷.引导科学健康发展等。这是“文化科学”的主要内涵。
简介:佛教来到中国,必不可免地要部分改变自身的形态,以求发展。佛教中国化,其关键之一,即是如何处理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选择了《牟子理惑论》、庐山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禅宗三个典型,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佛教回应时代、处理同儒佛关系的三种不同模式。
简介:加拿大哲学家瑞比通过反省一些哲学咨询师的理论及其应用,提出了哲学咨询的四阶段法.“自由漂浮”是哲学咨询的第一阶段,哲学咨询师在此阶段鼓励来访者随意自在地说出任何想说的话语,使用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方式帮助来访者将问题浮现后,随即就进入到了“即刻问题解决”的第二阶段.哲学咨询师协助来访者找到澄清问题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发展出一套哲学理性的思维能力,从而能解开困扰其自身问题的症结.当来访者对即刻问题的解决获得满意时,哲学咨询师与来访者都要进入哲学咨询的第三阶段,即“有意向性的教与学”.哲学咨询师在此阶段不仅要与来访者讨论哲学问题,而且还要帮助来访者将哲学推理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从而进入哲学咨询的第四阶段,即“超越”阶段.来访者通过与哲学咨询师的多次对话后,发展出推理能力和对话技巧,学会如何超越个人目前的状况,使自己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建立起一套属于自我的价值体系.哲学咨询作为哲学践行的一种社会应用形式,其方法及其实践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推广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