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教育研讨会”于2004年5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原由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1983年，中山大学许学强教授在香港大学合作研究一年，期间和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郭彦弘、叶嘉安教授商讨，觉得中国城市规划及教育刚恢复，西方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有必要召开一次以介绍西方规划教育为主的研讨会。

简介：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明显存在不少问题。基于对浙江慈溪的调研,发现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受制度、社会资本及文化等多方因素影响,导致外来务工群体与当地居民形成居住、工作、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区隔。要实现社会融合,必须打破和消除区隔边界。

简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具有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与动因，因此近年来全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迅速崛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据此，我国面临着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紧迫任务。基于此，本文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源起与特征的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创新系统和重点模式，为我国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明确了推动力和发展方向。

简介：南海问题有关各方中,越南是最主要的争端国,在过去几年,南海问题几乎"绑架"了中越关系。中越建交60多年来双边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无争议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中越对峙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海争端加剧期。尽管双方存在矛盾和冲突,但南海问题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中越关系发展是顺应了大局的。本文分析探讨中越建交60多年来南海争端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预测两国关系走向。

简介：南水北调工程沿途穿越楚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燕赵文化区等中国古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文物保护工作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涉及北京段全长约80公里,穿过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长沟镇、韩村河镇、周口店镇、城关镇、青龙湖镇和丰台王佐乡等。输水管线之下分布有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在国家发改委、国调办和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房山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的指导配合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考古工作队经过10个月的发掘,完成南水北调

简介：本文以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活动外部化这一行为作为切入点，针对杭州市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从城市主体功能定位，以及实现城市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视角，以推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服务活动外部化为主要推手，寻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以实现打造杭州创意产业中心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多元发展目标。

简介：在1999年历经921地震后的台湾,公共工程重建的主流论述引导建筑设计思潮巧妙地与'地域主义'结合,在思维逻辑上,反省并接纳早期现代主义所拒绝的'地方性'环境因子,尊重长久被忽略的常民生活模式路线;在空间形式的表征向度上,'地域主义'与城市遗产保护所追求的原真性课题不谋而合。城市遗产是台湾社会的缩影,具有多元并陈、复杂与矛盾的本质,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讨论决策过程中,核心议题是原真性多元化修护层级的判断,此与规划设计准则的决策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整理归纳近十五年来台湾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探索方向,逐步建构城市遗产调查研究方法论与保护决策之层级性思维,为城市遗产保护与再生活化效益价值评估时,从中发掘具有保存价值与规划伦理决策意义的讯息,一同建构兼顾地区人文性与永续发展的规划设计理论。

简介：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越来越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也将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此进程中我国会产生越来越多新的区域性城市群。以扬子江城市群为例探讨了区域性城市群发展轨迹,发现扬子江城市群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城市网络构造,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支撑条件,但同时扬子江城市群存在着城市布局不够优化,城市合作激励不足等一体化发展瓶颈。因此,扬子江城市群应该从政策和机制两个维度进一步优化一体化发展路径,通过创新扬子江城市群区域发展政策,构建扬子江城市群区域协调机制促进扬子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简介：藏学界通常将藏传佛教（尤其是15世纪兴起的格鲁派）看作超越地方主义的宗教象征,然而根植于藏区传统的地方主义如何“被超越”,横亘于广阔地域的宗教共同体如何形成？学术界一直缺乏地域视角下深入剖析与个案探讨.本文关注格鲁派四大寺的地域性僧团组织-康村（Khamstshan）,以哲蚌寺桑洛康村为例,通过宗教仪式、康村起源和僧源制度的考察,探讨康村在地域整合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康村是格鲁派宗教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枢纽.本文还将桑洛康村置于寺院外部的地缘政治网络之中,阐释政教合一体制下宗教共同体的政治色彩与功能.

简介：乡村旅游的关键核心是体验乡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存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选取安顺屯堡为案例地，结合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者需求以及屯堡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途径，提出加强互动参与，活态传承；针对性资源活化；保持“原真”性保护途径，以期在乡村旅游机制下更好的保护利用屯堡非物质文化遗产。

简介：青铜器是我国古代灿烂的艺术文化，是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术，也是文明的载体之一。

简介：想从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搭上红色蒸汽火车，去魔幻之地学习魔法；想从列车员手中买比比多味豆和赠送巫师画片的巧克力蛙；想穿过破釜酒吧去对角巷找奥利凡德先生买魔杖；想偷偷去霍格莫德村适应新的生活，与魔法师一决高下；还想去三把扫帚酒吧来一杯黄油啤酒……

简介：本文运用场强模型,在时间可达性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不考虑权重和考虑权重两种情况下,南京都市圈城市吸引范围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建议。得出的结论如下：1城市的吸引范围与行政区范围不完全一致,城市吸引范围扩展至江北的沿江城市有芜湖和镇江。2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芜湖的吸引范围总体增长,扬州、镇江、巢湖、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总体下降,淮安的城市吸引范围变化不大。3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和芜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上升,淮安、镇江、巢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下降,扬州、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波动下降。南京的城市吸引范围占南京都市圈的绝对优势。4建议芜湖、马鞍山等沿江城市进一步完善过江通道,实现沿江城市的跨江发展;通过加快交通建设和淡化行政界限,增强城市间联系;根据城市吸引范围调整行政区划,如拆分巢湖并入芜湖、马鞍山等城市,句容并入南京市。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某些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呈现出符号化、时尚性、讲究身份象征等倾向，即所谓“符号性消费”。本文从“雅虎中国”网的一项调查入手，通过云南元阳梯田案例，证明这一现象在旅游消费行为中也客观存在。某些旅游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时尚追求，选择到哪里旅游、怎样旅游，都能体现出人们对自己社会角色扮演的定位和评价，以及对自己地位区隔的认可和接受。这种“符号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地的社会建构意义应该引起关注。

简介：在北京老城建筑遗产整体保护尚未有效落实的背景下,尝试建构基于历史景观叙事和公共空间整合的城市设计路径,以此探索建筑遗产的整合性保护策略。基于历史景观叙事的城市设计路径主要体现在铭刻起源、主题建构和节点织补三个方面,有助于提升老城建筑遗产的可读性,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基于公共空间整合的城市设计路径,主要体现在以老城传统轴线和城廓形象为基本线索,依托建筑遗产和自然景观节点,建构以历史风貌保护为导向,建筑遗产、景观绿道、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发展的老城公共空间网络,让建筑遗产更好地融入当代城市生活。

简介：日喀则作为西藏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在构建开放性经济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业作为日喀则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可以在传统产业条件很差的边境地区建立以旅游业为龙头和核心的相关行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产业群体,促进南亚大通道建设.本文在分析日喀则市旅游资源类型结构、质量、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旅游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核心带动,推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交通先行,健全旅游服务设施;资源整合,完善旅游产品体系;突出重点,加强旅游市场营销;对外开放,加强跨境旅游合作五大旅游发展策略.

简介：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简介：近代史中,台湾岛的开发甚晚,开发的过程充满了中国本土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色彩。台北的城市发展历程有其特有的历史因素。本文单纯就历史发展过程,对移民、殖民时期台北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分析,探讨台北城市由近代化的兴起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脉络。

简介：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是保护村落遗产的依据,对名村的格局、风貌、环境等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但保护规划在现实面前难以指导村落发展的需求。据此,本文以福全名村为例,基于城市双修的启发,提出文化修复、空间修补的＂名村双修＂之道,旨在增强居民对村落传统文化的自信、构筑村落的自强。而加强村落特色的挖掘,建立科学的价值评估方法,搭建系统务实的设计体系,构筑立足基层的管理机制是名村双修之道的核心内容。

简介：作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两支由北向南迁徒的人群，客家族和徽州宗族既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又有截然不同的建筑形式和聚落形态。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体系的差畀分析，以及客家围屋与徽州民居和村落的比较，说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影响两种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