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简介:伯希和一生之事业,是不需要赞扬的。溢美之词对于接近于平庸的人或常人来说是必需的;而对于具有像伯希和那样素质的人来说,却根本没有必要。这位学者的活动本身就是木羽木羽如生的。我只需对此作一番总结就足矣,无需滥用注释。伯希和的学术活动覆盖了整个中华世界,几乎包括整个阿尔泰社会(蒙古和突厥)、西藏,有时又一直扩大到印度学和伊朗学。从地理分布的观点来看,我们都知道,伯希和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我们应取“中国”于本世纪初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仅包括中国中原,也包括其边疆地区,诸如蒙古、新疆和西藏。大家已经看到,我没有提到满洲,伯希和没有重点研究通古斯—满族的历史文明。因为他与其他人一样坚信,阿尔泰语系的3个分支之
简介:由于受到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清初朱子学在批判王学思想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在吸收、借鉴其中的有益因素,以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李光地作为清初朱子学融摄王学的突出代表,在理学心性论方面对朱、王两家的心性观作了调和,并提出“理即性”的重要命题,试图以性本体改造传统朱子学的理本体,使得作为本体的性与人的情感、意识等经验内容和感性因素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再被理解为外在、异己的纯客观原则,进而主张“人欲非恶”,以此缓解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通过对李光地心性思想的具体分析,可以使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清初朱子学融摄王学的原因、思路及其可能的实现方式。
简介:《大纲》首次呈现了清代《孟子》学文献资料的全貌,对《孟子》学、四书学史均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大纲》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宏观研究上贯彻科学归纳法,得出一系列科学结论,并首倡简单性原则和反孤证原则以处理微观争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大纲》区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考察《孟子》学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不将眼光局限于学术大家,又注意学者的学术主张和实践的一致与否,从而在写作范式上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大纲》对清代《孟子》学核心话题的效度进行科学论定,尤其是对戴震、焦循等在理、道、性、良知等概念上反宋儒的训诂工作加以考量,平议清人诠释技术和方法的效度和历史地位,探讨了朱熹《四书集注》仍然占据清代孟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简介:本文按时间线索对中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程进行概观性讨论。从蒙古语文本的发现到后来的翻译和评介,俄罗斯、蒙古国及其他地区的西方学者围绕《格萨尔》史诗开展了早期研究;1900年前后,在印度周边地区和我国藏族地区陆续发现的藏语文本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界的持续性研究,一门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专门学科——“格萨尔学”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末期,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进一步奠定了“格萨尔学”在国际人文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国内的格萨尔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至1950年,这门学问也开始引起新中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萨尔学”中心已从西方学界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