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p221)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示其中蕴涵的社会事实.
简介:“审父”情结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父”叙事也是屡见不鲜。但是作为传记而言,“审父”是—个并不多见的现象,“审母”则更为罕见。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采用“父与子”的模式展开叙事,为读者呈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另一面。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则站在更加另类的“母与子”视角,真诚地对母亲杨沫进行剖析。两部传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从亲情的泯灭、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家庭生活。但是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叙事风格、对父母的理解等方面各具特点,其中暗合了作家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相异的个性特征。“审母”相对于“审父”而言,无疑是对当代作家传记在真实性以及叙事伦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简介: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学术观,论者往往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出现的重要特征,从而将其看作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其实,其学术观与国粹学派有很深的渊源,并且其论学重点在于为"中学"寻找存在的价值依据,而不在输入西学.而且他的学术观只在使自己的学术心灵得以安顿而取得暂时的平衡,他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论断并没有突破旧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旧格局,所以没有形成现代学术的新"典范",其治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实然"的现代学术相背反,所以说他并不能扮演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自有不可抹杀的贡献,其学术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恰在于可以纠正现代学术建立之偏.本文旨在从国学的角度谈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贡献,纠正以往在"应然"的角度来判断他学术观意义的失误.
简介:《讲孟余话》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的代表作。松阴在读书方法上强调自己主体性的理解,否定传统的经学方法,从兵学角度出发,对《孟子》进行了颇具个性的重新解释。《讲孟余话》既反映了松阴对时局的认识,也体现了其在西方的威胁面前维护日本独立的具体设想。尤其是其中阐述的民政论和国体论,都具有明确的兵学对策论的意义。这部书立足于兵学者的立场,整合兵学与经学,展示了松阴学问的最终形态。以兵学的立场来取舍儒学,增强了儒学的实用性与行动性,同时也不免削弱了儒家理想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以儒学来辅助兵学,增强了兵学的政治性和规范性,同时也不免削弱了政治理性主义,陷入狂热的尊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