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考察和谈论事物系统大致可有三类方式,尽管这三类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语义学＂问题和命名者的个人取舍,因而必有颇大的随机性和可变性。第一类方式可被称作微观探视和叙述。它侧重于具体地观看、澄清和描述事物系统内部的各基本组成部分与其相互间的基本联系,同时相当顾及该系统整体及其基本成分与外部紧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无论由此可能提取出何种关于整体的见解,它的主要特征仍是微观探视和叙述,倘若在历史学的场合就可被称作微观史。事物系统越宏大越复杂,微观史就越少可能有＂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

简介：现在谈国际局势往往会和所谓＂国际秩序＂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的舆论环境中,所谓＂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而从美国主导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所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是美国以确保其霸权地位为核心的战略所构成的挑战。

简介：信息操纵是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无论是美国的安然丑闻还是韩国的SK事件，都是管理层利用私人信息优势进行信息操纵获取超额利润的典型案例。为防止证券欺诈、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保证证券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各国都把信息披露监管(DisclosureRegulation)作为证券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以法律形式对信

简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国际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引起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领域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总体上看，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形势令人关切。

简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简介：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简介：近年来，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很快，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国对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顺利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尤其是中国一些商品对印尼的冲击引起印尼部分企业界的不满。本文拟对两国经贸关系存在问题，尤其是印尼纺织服装业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以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简介：我根据以下三个基本前提来看待俄中经济联系问题:第一,地理、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使我们必然与中国合作.第二,中国在与俄罗斯的交往中无疑地追求其与我不同的政治利益,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扩张是客观现实,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第三,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结构相互依赖,双方一系列市场不能缺少另一方面独立存在.1993年阿穆尔州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用下列数字说明:中国工人在我们这里完成了金额为55亿卢布的建筑安装工程,占全部建筑安装工程的3.8%.收割了200吨大豆,占1/600.收获蔬菜700吨,占1.3%,400吨爪类作物,占24%.生产了3—4百万块砖占2%.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对全州的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简介：绪论2001年是世界经济状况发生重大逆转的一年.这次的逆转完全是因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经济衰退所引起的.由于与美国、日本两大世界经济体同在一个圈子的关系,亚太经济圈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因此相继发生问题,国民生产总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简介：

简介：东亚区域合作面临一系列瓶颈问题，主要有组织规模与成本效率之间的悖论、区域合作各主体之间诸方面的深刻不平衡；“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大国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严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区／准禁区”问题；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加剧或复兴趋势，等等。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遭遇复杂难解的新困难，包括中日激烈对抗、南海争端凸显且僵持不下、美国在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肆伸张、TPP谈判高调倡导、快速发动和推进等，其中有些到了令相关的多边合作努力至少暂时瘫痪的地步。面对这些瓶颈问题和困难，中国应践行以两大要点为主要特征的新路径，并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强周边外交和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

简介：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简介：缅甸于2013年新政权成立后推行民主化，作为“亚洲最后的未开发地区”受到了日本等全世界投资者的注目。经济取得持续增长，贸易也在飞速地扩大，但在有关贸易的法制、手续等方面则有许多不透明和未完善的部分。本文的目的是考察缅甸的经贸动向、贸易政策及手续、最近的放宽限制动向，并对今后办理进出口手续的方向性进行展望。

简介：陈嘉庚先生创办教育的经历说明:现代教育对加强移民社会的内部团结和与其他社会的联系,即社会纽带,具有重要的作用:移民接受的教育决定了选择哪一种社会纽带的自由.但是,在不同的移民社会,由于所受教育不同,形成的社会纽带和选择社会纽带的自由也是不同的.现代教育的发展将为移民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

简介：美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源于两国在殖民时期的战略合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两国政府共同的战略倾向。美菲同盟关系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和协调行动。但总体上延续着殖民时期的不平等性质。冷战结束后．美菲同盟关系因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一度中断，但随着近年来南海问题的升温而被重新定义。菲律宾成为美国维持在东亚强大军事存在和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然而，随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满足菲律宾的期待，以及菲律宾新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倾向出现变化，对南海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美菲同盟出现了不确定性，南海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显示出积极的发展前景。

简介：越南在1995年正式加入东盟后，迅速摆脱了政治孤立的困境，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共同建立相关的安全机制，为越南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本文在阐述越南加入东盟的背景和历程基础上，对其与东盟合作过程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分析，并试图探讨越南与东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简介：开发深水能源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已经成为中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然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和中国海洋油气开采装备、工程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中国深水油气大规模开发进程。通过和平外交手段改善我国深水油气勘探的国际环境．建立高质量的深水科技与装备研发团队以使我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已经成为我国深水开发战略的当务之急。此外，还应加强国际合作，适度调整我国海洋能源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加大对外合作勘探开发力度和维护我国的海洋主权与权益。

简介：近年来，我国厦门市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较快，东盟已成为厦门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如期建成，这将给厦门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应注意到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一些问题，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角度看，均应做出相应的、积极的对策，继续推进厦门市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