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周边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周边”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地理边界,成为一个由地理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交织而成的综合性的研究范畴。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大国对于周边的理解,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中国认识和处理周边问题提供借鉴。总的说来,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复杂性、功能性、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突发的热点事件和冲突,但从历史的全面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合作、交通运输、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人文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要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新的全球化形态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必将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合作新局面。
简介:中国领导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在适当时机提出建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大目标;缓解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压力,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并最终使其转型;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规则制订权;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都不大可能主动提出关于亚太安全架构的倡议,而中国正式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亦不成熟,拟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
简介: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简介:自1979年以来,东亚地区基本保持了稳定与和平,没有大的战乱与冲突发生.是什么机制维持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学界颇多争议.鉴于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主张的折中主义分析方法,当前地区的安全秩序主要是由大国间的互动决定的,大国间互动的方式可以从物质、制度与规范3个层面综合全面地进行考察.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一种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结构性矛盾的方法与愿景,也是一种对未来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蓝图.结合近些年国内外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研究,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由如下3个方面决定:在物质层面上主要是美国与中国安全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及相互影响;在制度层面主要是大国以现实主义的目的参与东盟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在规范层面则是大国推行自由主义规范与主权规范的相互竞争.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战略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多次粮食战略的调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国的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的是波动式增长的趋势,这种增长与中央粮食战略的调整均有一定关系。国家粮食战略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从互助组到统购统销、60年代的进口粮食缓解粮食危机、70和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1世纪初期至今的从取消农业税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粮农种粮的相对收益较低的结构性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国家层面加大投入资本和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多次聚焦“三农”问题,始终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凸显了国家在协调粮食政策运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中共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只有保住“安全口粮和放心粮”,才能保证中国到21世纪中叶顺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简介:“全球公域”系指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与领域。全球公域战略是北约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其为促进自身转型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在全球公域战略新语境下,北约在继承后冷战时期以“进攻性防御”、“全球性防御”和“预防性防御”为逻辑主线的理念前提下,进一步扬弃创新,继而形成以“综合安全”、“相对安全”与“合作安全”为思想内核的安全新理念。在新战略、新理念的指导下,北约充分动员一切可用的军事和民用资源,审慎而有选择地将有限的力量部署在国际海洋、国际空域、外太空与网络空间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而全人类安全与繁荣所系之域,以保障其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与战略优势。面对北约“合作加防范”双轨制全球公域战略,中国宜积极回应、力促合作,同时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北约携手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
简介: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叠一直是两国海上安全关系的焦点.黄岩岛对峙事件和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使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直落谷底.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突变是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背景下菲律宾亲美政策的产物,也是其国内军事和油气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改变了中菲两国以往相对稳定的海上安全关系.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迅速扩张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然而,当人们将审视中菲关系的视角聚焦南海矛盾的时候,原本丰实、厚重的中菲关系已经被抽空.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短时期对立正成为伤害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隐患.菲律宾在依附美国谋求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将一个原本睦邻友好的地区内最大的国家——中国——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中国则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其在菲律宾经济影响力迅速下滑的困境.中国无法改变美国和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定位.然而,如果从中美战略博弈的高度理解中菲海上安全关系,中国的政策应对将更具战略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