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为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采取转移财产、设定债务等规避执行的行为,但申请人由于获得信息渠道的狭窄,无法证明被执行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因此,应规定在申请人完成特定举证责任后,对被执行人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其举证证明不存在规避执行的行为,以便更好地规制规避执行的行为,充分实现申请人的合法债权,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

简介：民国各省颁行的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对中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初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刑事诉讼规则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影响。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增强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性,有利于加强公民权利的保障,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探索作用。我们应当正确对待仍将长期存在的中国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

简介：民间规则具有较为特殊的生长环境,而青县的社会环境契合了这种发展条件,并孕育了各种形式的民间规则,从发生在青县的两则案例来看,民间规则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分别为＂辅助型民间规则＂、＂调和型民间规则＂以及＂调整型民间规则＂。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规则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自身的倾向性与独特性。

简介：先秦兵学蕴涵丰富的人道观念和人道规则。它植根于“仁为兵本”,引申为“兵依仁用”,并把“仁为兵本,兵依仁用”作为战争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与人道规则与现代国际人道法,在限制武力使用、减轻战争灾难这一方面,是相通或者相同的;但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和人道规则,是战争艺术的内在要求,而国际人道法则是对战争的外在限制,在这一方面,两者又不一样。故此,西方的大军事学家,少有对战争中人道要求的正面论述,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其斥之为“伪善”;而中国大军事家的作战指导思想往往与国际人道法的要求暗合。“仁为兵本,兵依仁用”,既是先秦中国兵学的精华,也贯穿并主导着先秦以后中国兵学的发展。它作为中国军队之魂,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简介：我国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公司收购的多种方式共存中,更推崇要约收购方式。美国采用自愿要约模式,无要约收购触发点与豁免的规定。英国及欧盟多数成员国规定的全面强制要约触发点为公司股份30%;符合法定情形豁免的是全面强制要约,且有时间和持股比例的限制。我国要约收购触发点以收购方式和持股比例为双重标准,全面要约有两个触发点;豁免的是要约收购方式和发出收购要约;其触发点和豁免规定宽严无度。我国应当根据国情保留部分要约,部分要约触发点为公司已发行股份30%,全面要约触发点为公司股份30%;借鉴英国全面强制要约豁免内容,只豁免全面要约,不能豁免全部的要约收购方式,以平衡收购人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达到治理公司的目的。

简介：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银行合并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与此相应，维护金融安全应成为银行合并和集中领域中反垄断法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反垄断法律制度应当从传统垄断法上的较为消极的反垄断政策转变到积极的反垄断政策，并充分利用反垄断法律的政策性促进银行力量的合并与集中，并维护金融安全．为此需要在进行反垄断法中有关银行业的制度设计时，从全球化角度考虑对金融安全的可能的正面或负面影响，通过制定反垄断法的规范，促进我国金融的力量提升，并运用反垄断法规则来规范跨国金融并购和垄断，建立有序和适度竞争的市场秩序。

简介：近年查处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例表明,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制定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正是通过强化制度约束,给纪检监察权力戴上“紧箍”,防止“灯下黑”。

简介：经过15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在完成加入世贸组织所有法律文件和程序之后，正式成为WTO成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其现实冲击力和深远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面对人世，不能滞留于抽象地谈论机遇和挑战的问题，紧迫而重要的是学习和研究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原则，分析和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如何使我国在

简介：基因资源地源披示是基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但国际上对基因资源地源披示规则进行系统研究并不深入。我国必须从各国地源披示立法规则模式的研究入手，针对我国基因资源保护立法现状和我国实情，论证采取科学可行的地源披示立法规则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因资源地源披示具体规则制度体系。

简介：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简介：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是在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契约创设型证券。存托人是该类证券的名义发行人,境外企业则属于实质发行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该类证券设定的境外企业单独承担型信息披露模式,无法为投资者知情权提供充分保护,难以为非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规则提供制度铺垫,同时,境内存托人的信息披露业务能力也不能得到培育。在充分借鉴域外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构建以境外企业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主、存托人与托管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辅的信息披露模式。其中,存托人与境外企业应分别承担存托凭证与境外基础证券在我国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独立承担存托凭证的上市信息披露义务;存托人应分别承担面向投资者与境外企业的中介信息披露义务;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应分别约定境外企业及托管人向存托人提供的契约性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存托人及托管人通过强制性与契约性制度安排共同向投资者提供优质、充分的信息披露服务。

简介：从法律适用规则、内部责任份额和立法技术规则等角度可以将四种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区分为两类：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包括按份责任形态和连带责任形态）、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包括补充责任形态和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立法技术上,在一般规则部分对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基本制度应予以规定,而对适用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的补充责任形态和适用严格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中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应予以全面列举。

简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创立的“庄丰源案规则”——“1999年人大释法”仅构成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有效解释——引起诸多批评，并被认为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对“庄丰源案规则”的效力及其象征意义有所误读，也不必要地强化了祖国大陆的法律传统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对立。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