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领导者也就是决策者,领导工作的最高责任在于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者要想做到准确、科学地作出决策,必须深入了解和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而要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又必须弄清领导与决策的关系。本文从下面的四个方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简介："恰当地提出问题"对于哲学甚至比对于科学更为重要,它体现出哲学活动的特殊性质.提问开放新的视域,使我们超出习见,进入思考和对话.着重于提出问题而非构造理论,在今天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了大量需要研究的课题,也要求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哲学的自我批判,不仅使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被重新审视,它的探索方式乃至其功能与合法性根据也受到质询.对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把握时代和探索哲学发展途径的入手处.

简介：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哲学反思与超验思想的特质，由哲学之认识对象及其与对象的本质关系所规定，亦由哲学之穷是究理的至上性思维使命与中介性递进过程所规定。它们是哲学之谓的重要思想理据。

简介：<正>新近推出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一——《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对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及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将起一定的作用,其意义深远。反腐保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何阶级社会都有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我认为反腐保廉的关键是治本。

简介：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这一术语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新逻辑中当矛盾律的有效性被削弱之后,仍要保持一种次于经典逻辑的新的协调性。一般来讲,一个次协调逻辑系统应具备两个条件:1、不协调性,即A和?A部是系统的定理;2、不是过完备的（over—complete）,即并非系统内的每一公式都是它的定理。由于次协调逻辑体系允许有意义、有价值的矛盾进入形式系统,并否认矛盾律的普遍性,因此它与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有密切的联系。自从1963年巴西逻辑学家达科斯塔创立这门学科以来,已吸引了大批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最近几年又引起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现已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将使人们对逻辑科学产生新的理解。在我国,对次协调逻辑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译自巴西逻辑学家阿鲁达（A.I.Arruda）的《次协调逻辑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Aspests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paraconsistentlogic’）一文的第二部分,它详细介绍了次协调逻辑发展的历史渊源,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新逻辑将有很大帮助。

简介：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众民主（人民民主）的建设目标，并对于这种民主建设的逻辑、次序和策略等相关问题做出了努力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民主建设是中国本土的一次民主操练，对于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简介：鲍德里亚的objet概念是贯穿鲍德里亚一生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在其早期和晚期发生了极大变化，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中文词来翻译这个词。因此，在面对鲍德里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仔细地辨析。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objet既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承袭而来的相对于主体（subjet）的对象一物的概念，也是他自己提出的符号一物的概念，更为基础的是，所有这些对objet的描述都是基于价值的架构，即价值一物。而这种价值一物会在不稳定、不对称的象征交换中走向临界点，最终变成纯粹的objets的体系。

简介：存在问题在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取得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在“何谓存在”问题上，围绕“存在”是不是个体的属性从而是不是逻辑谓词的争论呈现出三派观点：弗雷格、罗素等从一阶逻辑出发，认为“存在”不是逻辑谓词，而是量词；皮尔士、斯特劳森等结合精致的自然语言分析，认为“存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表达了个体的属性，是一种特殊的谓词；自由逻辑学家则从自由逻辑的角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何物存在”问题上，蒯因“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承诺标准机智地揭示了存在问题的语言学实质。可以说，利用一阶逻辑解释存在问题的方法是比较成功的。如果将弗雷格、罗素的一阶语言扩展到高阶语言，则既能与蒯因的理论连贯一致，又能避免无谓的“存在”本体论纷争。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存在”具有了层次性的特征。掌握一定的逻辑学基础知识，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哲学。

简介：对于一个数学实在论者来说,一个特别急迫的任务是回答数学证明是如何建立起关于数学对象的真理性问题.本文批判性考察由Resnik所提出的认知解答,指出了其中不成立的前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解答,它是基于由Oliver.G所提倡的方面(aspects)概念而来的社会-论辩方案.

简介：敬畏是对万物尊严的直观，是对超然性的辨识。犹太一基督教认为，智慧由敬畏推动，敬畏是信仰的前提，是信仰的根源。人们应当接受敬畏的指导。丧失敬畏，就会缺少洞察力。科学主义是失去敬畏的结果。学术界最近对科学主义的讨论，说明人文精神开始崛起。科学主义大概是一种国产货。我们今天应当在世界大家庭的语境中说话或言说。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二者同中有异。但是，我们所说的敬畏自然，一点也不意味着自然主义。我们反对科学技术的僭越。自然主义恰恰忽视不同于单纯物质的生命。国内学者已经普遍注意到人类道德的关怀应当扩大到人类之外的存在上。

简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

简介：基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视域，根据“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天泉证道”的“追述义”值得思考。此可以从“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进行探讨。这两个环节皆从多层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从而呈现出“天泉证道”区别于“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追述义”。探析此“追述义”还须对之进一步明晰与定位。

简介：<正>理想,指人们对未来事物的合乎逻辑的、有根据的想象或期望。它是人类对自然界、社会的征服和改造过程的必然产物,而且,是随着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进步而演进。理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氛围。它的建构过程,必然要受阶级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分野的客观条件的

简介：休谟关于自由有三种表述：自发自由、中立自由和自由。其中,自发自由就是自由,两者都与强制对立,与必然一致,而中立自由则是必然的缺无。他采取相容论立场,认为一个行动既是有原因的,又是自由的,一方面通过批驳中立自由巩固心理决定论,另一方面通过反驳彻底决定论在宗教上的运用以巩固自由学说,最终让心理决定论和自由学说一起为责任奠基。然而,他所肯定的不受强制反而模糊了自由的含义,并且,他的调和策略由于避开了相容论的关键问题,因而也值得商榷。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经验论立场。

简介：<正>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然而,人类要真切地达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识判、解决一切现实难题的理性工具这样一种意识境界,尚须要作多重的现实努力。

简介：“象”是张载哲学体系中重要的概念，有物象和心象两层涵义。物象表示“气”的形下的显现形式，为感官对象，不仅包括有形，还包括无形之象。心象表示“气”在意识中的显现形式，为思维对象，包括意识内容中的虚、理等形上概念。物象与心象作为同一物“气”的两种不同显现方式，都是“气”之“象”，从而统一了形下与形上，是理解张载“气”论哲学体系的关键枢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简介：哲学的决定论是“规律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历史决定论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历史决定论在承认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又对规律作辩证的全面理解,在着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简介：功能主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似乎与物理主义有着不解之缘,被分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与还原的物理主义。一方面,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在理论上面临两难困境,使之在物理主义和非还原论之间不可得兼;另一方面,还原的物理主义在＂中文屋＂论证和＂感受性问题＂面前遭受挫败,同样面临严重的困境。看来,作为物理主义的功能主义已经面临绝境,摆脱物理主义窠臼的出路只能是向二元论的某种回归。

简介：随着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友谊问题重新得到哲学家的重视。当代学术界对友谊的讨论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影响,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式的世俗友谊的一般友谊。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为全人类所向往。由于两种友谊观在理论和思想背景方面的巨大差异,世俗的友谊似乎阻碍＂仁爱的友谊＂成为一般的友谊。然而,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简单否定,它能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而且,由于仁爱的友谊能处理好＂爱朋友＂与＂爱其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代探讨友谊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