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简介：在诉讼活动中,盖然性是一个体现证明过程基本规律、为证明推理提供解释框架的特殊范畴。盖然性判断不仅涉及证明标准问题,而且贯穿于诉讼证明过程的诸多环节。作为诉讼认识或然性程度的量度指标,盖然性范畴具有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在构建证明度体系以及促进案件事实司法认定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基于诉讼认识的特殊性,这一功能存在着限度。

简介：摘要本文阐述了再审程序对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提高办案质量和法官业务素质，都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并分析了其有一些也不尽完善的地方，对该程序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介：量刑证据研究,不但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也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本文从量刑证据地位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量刑证据在实际中运用的困境及原因,继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对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运用问题有自己的观点阐释。

简介：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简介：新修改的刑诉法确定了申请方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证明责任主要是犯罪事实与违法所得。申请方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责任集中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体和客观方面,对违法所得的证明则有犯罪直接所得和间接所得之分。在美国民事没收制度中,法律将无辜物主利益区分为表面的和法律的利益,并对无辜物主的法律利益进一步细分为先存利益和后得利益,在不同的利益主张中,无辜物主的证明责任不尽相同。美国民事没收中关于无辜物主的证明责任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之证明责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简介：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诉讼理念中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普遍实行警检一体化，起诉法定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等法律制度。德国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更多的关注了人权保障、权力控制、诉讼效率等问题。司法审查、警检合一等机制的缺失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需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运作的良性经验，反思我国的审前程序。

简介：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事诉讼调解方法及程序适用的理解，并重点从心理调解的运用、过错剖析法的运用、分头调解法的运用、亲情融化法的运用、冷处理法的运用、换人调解法的运用、诉讼调解的法律规定及其适用、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等方面加以说明。

简介：精神病强制医疗存在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尽管这两种程序适用的法域不同，却因行政法与刑事法在调整范围上的交叉与重叠，致使实践中的程序转换出现失控问题。《人民警察法》《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与转换应以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被精神病”得以避免以及程序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宁功能得到发挥作为选择程序的基本思路，借助于正当程序的规制功能消除法律之间的紧张性，从而维护程序转换的正当性以及保障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简介：就两岸“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相比，大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有关规定事实上扩展了“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可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之范围媲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被害人或其他法定关系人可走“告诉——公诉”（为主）和自诉（为辅）两种程序，大陆“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走“告诉——自诉”程序；由此决定两者“告诉乃论罪”的“告诉”合法要件及“告诉”的撤回、“告诉”的可分性原则等方面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两岸同根同源，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对大陆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简介：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简介：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简介：<正>引言日本民事诉讼法[2]文书提出命令及其审理程序的有关规定中,由现行法首次规定的内容有以下几条:1.220条4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的必要性要件（221条第2项）;2.裁判所的文书特定程序（222条）;3.用以审理文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文书提出义务的"暗室程序"（223条3项）;4.只针对文书的某一部分内容提起的文书提出命令（223条1项后段）。日本现行法

简介：对我国量刑建议采纳情况的实证分析表明：尽管法官群体对量刑建议的主观评价不高，但其客观上确实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实际影响，表现为量刑建议的刑度上限对法官量刑发挥了“天花板作用”，同时，在量刑建议刑度范围内的量刑呈现“轻刑化”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量刑建议高采纳率与准司法化量刑建议形成机制、协商式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等机制性因素有关，侦查决定型、案卷笔录中心的诉讼构造和报应刑为主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则是根本因素。应当以量刑程序正当化为目标，对量刑建议采纳机制的非诉讼化、采纳标准的结果主义进行改造。

简介：<正>刑罚裁量（Strafzumessung）,或称量刑,是法院用以确定犯罪行为法律后果的裁判活动,在一般意义上包括选择刑种、确定刑量、决定缓刑等内容。[1]量刑概念的外延可能因立法体例的不同而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存在差别,如在采刑罚与处分双轨制的国家和地区,决定处分的种类与期限也属于最广义的量刑[2],而中国语境下,广义的量刑还包含了决定是否免于刑事处罚以及选择法定刑档次。[3]量刑概念的核心含义,

简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法发[2010]36号《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通过《量刑指导规则》，201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试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2004年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布《数学量刑规则》。虽然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刑罚的量化是一种错误的、与刑罚本质相背离的做法，也拒绝以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量刑的精确化。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量刑的精确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究其原因，随着法治进程的愈加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必须把关乎自由和公正的决定权更多的交之于客观理性的量刑，而不能完全交之于法官主观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量刑的精确化是法治文明进程的重要一步，以数学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量刑问题将会给刑罚理论带来新的生命力，而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量刑参考体系则是量刑精确化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建议应该以确定性为常态。无论是从量刑建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还是各方诉讼主体的心理预期考量，确定性量刑建议都要占优。确定性量刑建议可以防止量刑建议流于形式，不仅无损于司法权威，而且有助于确立司法权威和彰显司法公信力。

简介：在英美法国家，小额诉讼程序是治安法院（庭）适用的非正式程序；在日本等大陆法国家，小额诉讼程序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独立的第三种程序；在韩国，小额诉讼程序是普通程序之外的独立程序。基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可以借鉴日本等模式，将小额诉讼程序定位为独立的第三种程序。为了满足小额诉讼制度的实践需求，有必要通过启动立法解释的方式来进一步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相关的事项，使立法上的小额诉讼制度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