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德国、日本等国刑法明确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未作此区分，故不能按照德国、日本的刑法规定确定我国刑法中的财物的外延；在我国刑法中，财物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但是，“盗窃”以行为人将他人占有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享有为前提。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成立对交通工具或者欠条的盗窃，而不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由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象包括对财物本身的占有以及对财物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的占有，所以，对于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行为，可以按行为人所取得的经济价值计算盗窃数额。对于侵害他人不动产的案件，需要区分行为对象是不动产本身还是不动产的产权，进而确定侵害行为的性质。

简介：对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立了“数额＋情节”的复合量刑标准.然而参照该类犯罪量刑标准的历史沿革,评析各种关于先前法定数额标准的批判,并在深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反思当前“数额＋情节”的量刑标准,仍会发现其具有具体规定难以细化、容易走法定数额标准的老路以及不同档次的数额和情节并存时的量刑问题没有解决等局限.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的完善,司法理念上,应该坚守刑法底线、坚持罪刑法定;发展方向上,应以情节为中心重构量刑标准;操作上,应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

简介：2015年，对于江西赣州电视台新闻总监董太金来说，无疑是最糟糕的一年。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件难以应付的事。董太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南昌大学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赣州电视台当上了记者，因为头脑灵活。

简介：我国刑法盗窃罪中“多次盗窃”的立法变迁反映了劳教制度废除的背景下刑事政策对立法的重大影响。尽管与对特定行为之不法及程度的评价应以单次行为为基础的原则不相一致，但在我国当下却也具有必要性。实践中，“多次盗窃”的适用乱象并未随着司法解释对其“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界定而消弭，从而不得不对上述司法解释再行解释，这也反映出司法解释水平的欠缺和技术的粗糙。事实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被界定为未经任何法律规范处理的行政法意义上的盗窃行为，唯此方能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协调。

简介：法教义学不仅具有解释法律规范的机能,而且其体系性的思考和精致的理论可以为立法提供指导和检视的作用,在刑事立法呈现逐步扩张趋势、刑法解释渐次转向实质化的背景之下,法教义学的批判和检视机能就显得更为珍贵。《刑法修正（九）》对贪污罪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以及刑罚适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力图完善贪污罪在以往的司法适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此次修改虽然突出了刑事立法的问题意识,但由于其未运用刑法教义学理论作为立法指导,使得修正案条文规范的体系性和理论完备性大打折扣,出现了构成要件设置混乱、刑罚配置丧失预防作用、刑罚适用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等诸弊端。

简介：2016年8月10日，广西来宾市无业青年田某被兴宾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同伙黄某亦被追究。判决书认定，田、黄两人于2015年11—12月间在兴宾区桂中大道金色家园等几个小区入室盗窃，盗得笔记本电脑，黄金手链，手机，手表，现金等价值数万元财物。据查，25岁的田某从2009年起已因犯罪三次被判刑，此次是其“四进宫”。

简介：当前入室盗窃犯罪一直呈现高发低破的状态,严重危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影响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把握入室盗窃犯罪的新规律、新特点,不断推进打击入室盗窃犯罪新机制建设,拓宽预防和控制入室盗窃犯罪的社会途径,着力构建起打击、预防和控制入室盗窃犯罪的三位一体新格局。

简介：经行政处罚的盗窃行为,计入多次盗窃次数,符合＂罪责刑相统一＂原则,也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合乎社会大众的一般理解。在同一地点连续实施盗窃行为的次数认定,应以客观标准理论为基础,按照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多寡进行实质判断,不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盗窃行为均构成犯罪为前提。盗窃长期无人居住住宅的行为定性,应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结合行为人主观故意以及犯罪对象,区分不同情况：对于未遂犯,应以＂入户盗窃＂论处,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无法查清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论处。

简介：摘要盗窃罪（crimeofstole）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更被社会寄予厚望。但近年来，大学生群体的盗窃犯罪率却呈现上升趋势，已经严重影响了校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大学生违法犯罪背后的心理因素各不相同，探讨大学生盗窃犯罪的现状和心理特点，对新时期大学生盗窃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并且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2016年＂两高＂制定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基于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精神,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确定,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额基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定主要考虑行为造成的物质性、经济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以体现死刑适用的慎重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则主要从贪污受贿主体、发生领域等角度考虑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简介：终身监禁并不比生命刑轻缓，将其适用于特重大贪污受贿罪犯过于严苛且与轻缓化的刑罚进化趋向相背离；而且不能根除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的弊病。由于终身监禁的适用条件不够明确且逻辑混乱，造成一般死缓、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界限模糊，因而难以为惩处贪污受贿犯罪提供统一的司法适用标准。

简介：背景：“破车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案件是近几年常见的侵财犯罪形式，该类案件具有快速作案、连续作案、跨越性、随机性作案等特点，由此对我们刑事技术领域来说针对车辆勘验检查的方法和措施得当与否、提高痕迹物证提取的数量与质量，在有效的时间内对犯罪行为给予精确打击尤为重要。

简介：1960年代的城市“五反”是执政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纠正基层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行为的一场政治运动。嫌疑人被证成为“贪污分子”一般经过检举揭发、专案调查、本人交待、本人检查与认可、经济退赔、定案处理等程式化和细密化的程序。本文利用某地区48组“贪污分子”的个人档案材料讨论“五反”运动中复杂的证成程序，认为其是运动得以有序展开的关键。

简介：近年来,系列入室盗窃案的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且呈高发态势,由于此类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本文结合办案实践,对此类案件的侦破从串并案工作、串并案分析、现场勘查、痕迹提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

简介：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盗窃只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殊不知熟人之间的盗窃在现实生活中亦很多见,甚至在培养预备警官的警察院校内部频频出现盗窃问题。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内部学生作案,它会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及学生间的信任度。熟人关系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被害易感性降低,在特定环境作用下,极易成为合适的被害目标。通过对警察院校发生的盗窃案件进行调研,有助于从被害人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警校学生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中表现出的被害性,并基于情境预防的原理提出防范对策。

简介：基于CPTED（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和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理论,本文利用2012年在广州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进行研究。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小区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都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都有影响,小区正式控制机制、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小区环境形象和流动性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显著。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认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的监视性、小区组织结构、出入控制等概念对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有非常强的解释力;由于门禁小区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流动性、领属感、异质性等思想未体现出与理论假设一致的结论。

简介：2015年1月15日22时许，犯罪嫌疑人肖某某独自一人来到福XX小区，见26座201室的阳台没有防盗网，便在该小区附近伺机作案。次日凌晨3时许，犯罪嫌疑人肖某某见小区无人后，便从架空层爬入201室客厅阳台，然后进入室内翻箱倒柜寻找财物，在盗窃过程中被被害人金某、胡某等人发现，犯罪嫌疑人肖某某被当场抓住，后犯罪嫌疑人肖某某被出警的民警带到派出所。经查，犯罪嫌疑人肖某某供认了入户盗窃但未盗得财物的事实。

简介：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其社会危害大．应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贪污贿赂案件足已证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自2013年至2015年所办的贪污贿赂案件30件32名．30多名涉嫌犯罪人员并不都是一开始就有大量占据公款的欲望，不少人员是从认识、情感、意志等方面一步步形成和产生更大“野心”的。

简介：反对贪污腐化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早在八十年前,即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了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该《通告》是我党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现将《通告》的内容、历史背景和党在大革命高潮中反对贪污腐化斗争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简介：定罪量刑标准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身边人反腐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