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
简介:自东坡倚声以来,诤讼便应运而生,先是“句读不葺之诗”、“要非本色”、“子瞻词如诗”,继之有“曲子缚不住者”、“超然乎尘俗之外”,终至“豪放派开创者”,由非到是,由排到捧。然而是非各家评述似乎都没有道出其然之所以,只有到了元好问才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性情”,遗憾的是他又没有对此作明晰的阐释。而沿波讨源,此性情则生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的物化境界和“朴素为美”、“法天贵真”的风格境界,这正是苏轼能在各领域都千古独标的根本所在。通观子瞻一生之经历与所有之遗墨,以“通、随、拗”三性诠释之当为恰切,即在艺术界限上,他擅打通,随物而不随时;在艺术追求上,他执拗己见,决不俯仰随人;在政治与生活中,他不擅变通,随事而不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