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不完全契约环境中,企业可能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去迎合利益相关者的隐性诉求。本文以2008-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越容易诱发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包括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尤其是生产成本操纵。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的影响,发现由供应商集中度诱发的盈余管理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管制行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分组中,表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各行业及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盈余管理动机分析表明,由供应商集中度诱发的盈余管理倾向于平滑盈余而非夸大利润,强调盈余管理的信息披露观,表明中国市场的非财务利益相关者与会计信息的互动关系具有强大的制度依赖特征。本文从非财务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拓展了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关系'文化影响的经济后果文献。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识别盈余信息的质量和可能蕴含的风险,也有助于启发监管机构在完善会计信息披露规范与市场声誉机制等正式制度的同时,更加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树立文化自信,积极进行制度创新,重构礼俗与法理相得益彰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简介:以2003-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放在同一模型中直接观察现阶段我国企业所处环境下二者的互动关系发现,两种盈余管理之间总体为正相关关系,而不是过去研究得出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进一步分别从企业内部环境(代理程度)和外部环境(市场化水平)考察两种盈余管理互动的具体情形发现,代理问题的加重会显著形成应计盈余管理增加导致的真实盈余管理减少的反向变动,但当真实盈余管理增加时应计盈余管理也同步正向变动;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使两种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成此增彼减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揭示了现阶段我国企业两种盈余管理的内在关系和内外部环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情况,这对于政府更全面地监管以及企业更有效地治理和控制两种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简介:有证据显示,不同背景特征的董事对公司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从董事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背景角度出发,考察董事的金融监管背景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的金融监管背景显著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ST公司中更为明显,基于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的证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2)董事的金融监管背景并没有降低高管由于违规而受到处罚的概率,说明外部监管是有效的;(3)基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研究表明,市场的监督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董事监督的缺失,抑制了董事的金融监管背景对盈余管理的正向效应,且这种抑制作用因分析师评级、机构交易风格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再次强调了完善退市制度等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外部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简介: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盈余公告后,标准化的未预期盈余(SUE)高的股票组合在下一期的股票回报率高,呈现盈余惯性现象。本文研究了盈余的决定,进而分析了盈余惯性的形成机制。如果上市公司在上一期的边际q及其增长率低,投资资本比也低,会使得当期的产出资本比增长率高和利息费用增长率低,因此,其未预期盈余较高。盈余惯性的形成机制为,SUE高的上市公司因为当期投资资本比和边际q低,使得其在下一期资本的边际产出高,红利收益率高,而且,在盈余增长较快的“好消息”刺激下,企业在下一期会增加投资,投资资本比提高,资本的边际价值增长幅度大,资本利得高,从而导致其资本回报率高,而高资本回报率决定了其股票回报率也高。
简介: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4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数据,研究公司在业绩型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的盈余管理问题。我们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行权业绩条件“踩线”达标现象,即报告业绩刚刚达成股权激励方案要求的行权业绩条件,这一现象意味着公司很可能为股权激励业绩达标而进行了盈余管理。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行权业绩条件“踩线”达标的股权激励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其他股权激励公司。而且这些“踩线”达标公司存在更少的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和更高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这些发现说明,真实盈余管理是“踩线”达标公司达成股权激励行权业绩条件的关键手段,它们同时还通过应计盈余管理为后续业绩考核期间储备利润。本研究还提示,监管机构和公司董事会要重视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设计、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及其可能引致的激励扭曲问题,改进行权业绩条件所依据的业绩指标和业绩标准,同时更好地平衡被激励对象的激励及其承担的薪酬风险。
简介:证监会2006年颁布实施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做了硬性规定。通过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再融资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相应分红比例的监管门槛而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再融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非国有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并且其盈余管理主要是依靠较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尤其是依靠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中的产品成本来进行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