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前中国尚未启动立法程序,正式讨论安乐死问题。但在中国,安乐死问题早已步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公众热议。现实中促使该问题激化的因素如医疗方面的技术早就被大量引入。因此对安乐死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了解这个问题。
简介: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转机之七:安全生产新体制2004年1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决定》对中国安全生产管理新体制的提法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广泛支持。在此之前,1993年7月12日,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中,对我国安全生产体制的表述为:“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随后几年中央负责同志又加上了“劳动者遵章守纪”。1983年5月18日,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安全监察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中对当时的安全生产体制的表述是:国家监察、企业管理、群众监督。而在这之前大量的表述又是:国家监察、行政管理、群众监督。
简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