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儿童早期是母亲消极情绪和行为的易感期,母亲抑郁和消极的教养行为可能导致儿童早期多方面的发展问题,而父亲的积极教养则可能对孩子的健康发展起到保护作用。本研究以184名学前儿童的父亲和母亲为被试,考察母亲抑郁情绪和惩罚行为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父亲积极鼓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母亲抑郁显著预测儿童的内向问题行为,母亲惩罚显著预测内向和外向问题行为;(2)母亲抑郁完全通过其惩罚行为影响儿童的外向问题行为,部分通过惩罚影响儿童的内向问题行为;(3)父亲积极鼓励显著调节母亲抑郁对外向问题行为的影响,边缘显著调节母亲抑郁对内向问题行为的影响;父亲积极鼓励对母亲惩罚与内、外向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不显著,表明积极的父亲鼓励可以缓冲母亲抑郁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简介:奖赏决策中的自控是指为了获得更大价值或更长远利益而抵制即时诱惑的行为模式,而冲动则是指相反的选择偏好。自控与冲动的脑区空间定位是由不同的神经区域在不同决策阶段参与发挥作用的:在决策前期,无论是自控还是冲动决策都有边缘系统或旁边缘系统的参与,包括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皮质、后扣带皮质等;而在决策后期,额顶叶区域和背外侧前额皮质可能在自控决策中发挥决定作用,边缘结构和眶额皮质可能在冲动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此外,从奖赏类型角度来看,二级奖赏与初级奖赏既共享一些脑区域如边缘系统,又拥有独特的脑区定位如眶额皮质。时间进程方面,相关的ERP研究表明自控与冲动决策会引起早期成分P1、N1以及晚期成分P3、ERN等成分的幅度变化。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设计更严密的实验范式和考察分析大脑各个子区域的单独作用以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
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本文的目的在于查明目前首尔地区关帝庙祭祀的形式、仪式的面貌及其性质。在首尔地区的关帝庙有东庙、南庙、中区芳山洞圣帝庙和中区奖忠洞关圣庙等。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关帝庙依然保持了作为宗教信仰场所的功能。东庙被称为巫堂(shaman)的圣地,起到巫堂的信仰场所功能。圣帝庙是芳山市场的商人为祈愿商铺的繁荣作祭祀的场所。南庙和关圣庙是个人为祈愿家庭的平安和求福做祭祀的场所。因此,现在韩国关帝信仰是过去作为武神祭拜的性质变弱,而主要作为财神和巫神来祭拜,并成为祈求个人愿望的对象。
简介: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自在自发的无意识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集体所具有却又未曾主动发觉的非理性意识,它具有客观性、潜在性、非理性和整体性特征。心理学家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产生根源归于原始人类社会中的"原型",这种理论虽然有僵化封闭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也揭示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根源。此外,集体成员的认同感、从众性、感染、暗示作用以及责任模糊心理又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以出现的现实机制,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虽然与理性相悖,但是究其起源和产生机制来说,它的出现又有必然性和规律性。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能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我们应在唯物史观视野下考察集体无意识并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和集体无意识发生机制的合理利用避免其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