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探讨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亲子关系问卷、同伴群体特征问卷及冒险行为问卷对山东省日照市三所普通中学的1275名初一到高三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支持与亲子冲突、不良同伴交往及冒险行为均呈负相关,亲子冲突与不良同伴交往、冒险行为均呈正相关,不良同伴交往与冒险行为呈正相关;(2)父母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冒险行为,亲子冲突显著正向预测冒险行为,且两者的预测作用都可以通过不良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实现;(3)在亲子冲突影响冒险行为这一模型中,不良同伴交往起中介作用,且中介的后半路径受性别调节,具体表现为:与女生相比,男生结交不良同伴会参与更多冒险行为。结果提示,不良亲子关系和不良同伴交往都是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且不良亲子关系可以通过影响同伴交往影响青少年冒险行为。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当亲子冲突较多时,尤其应当关注男孩的同伴交往情况。
简介:本研究旨在考察母亲外向性、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外向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湖南省常德市三所中学的864名初中生及其母亲为被试,让母亲被试报告自己的外向性水平,让初中生报告其外向性、积极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的情况。结果表明:(1)母亲外向性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外向性,还能通过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外向性。且这一中介包括三条路径: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单独的中介作用、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以及同伴关系的单独中介作用;(2)"母亲外向性→母亲积极教养方式→青少年外向性"这一中介过程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母亲外向性对青少年外向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探讨同伴关系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多重作用"有一定的启示。
简介:基于毕生控制理论,方便选取杭州市60~95岁的老年人320名,采用问卷法考察了老年人控制策略使用的现状和特点,并在控制了年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数量后,探讨了老年人的乐观、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低龄的老年男性和女性更偏好选择初级和补偿初级策略,而高龄老年女性更偏好补偿初级策略;乐观和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选择初级策略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初级控制在老年人中依然具有首要性地位,老年人的资源越丰富,越有可能采用积极的控制策略(选择初级),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实现成功老龄化。
简介:为考察初中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在班级环境和学业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及此作用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差异性,对北京市四所初中697名初一到初三的学生进行了班级地图量表、中学生学习压力问卷、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测查。结果表明:(1)总体班级环境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女生在学业自我决定上具有小效应量的显著优势,男生的学业压力显著高于女生,核心自我评价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2)班级环境中的师生关系和班级行为自控可以显著预测学业压力,两者共同解释学业压力12%的变异;(3)男生和女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在班级环境和学业压力间均起完全中介作用;(4)女生群体中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高于男生群体,说明性别对此中介效应存在调节作用。最后对核心自我评价在班级环境和学业压力之间的中介机制及其对女生群体的重要意义等进行了讨论。
简介:以3045位青少年为被试,采用父母协同教养问卷青少年评价版的父亲卷、青少年依恋问卷中的父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分问卷、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的情绪性维度进行测量,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协同教养的生态模型和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1)父子依恋在父亲协同教养的团结、贬低行为与青少年同伴依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青少年的情绪性在父子依恋影响青少年同伴依恋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情绪性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具体而言,当青少年情绪性升高时,父子依恋对青少年同伴依恋的促进作用减弱。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完善协同教养的相关理论,对加强青少年家庭中的父亲协同教养行为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本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湖北省武汉市两所大学四个年级544名参与网络课堂的大学生为被试,探讨网络师生交互与网络学习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和网络学习动机在其中的序列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网络师生交互、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网络学习动机与网络学习绩效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2)网络师生交互对网络学习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包含了两条路径:通过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作用和通过网络学习自我效能感-网络学习动机的序列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网络师生交互对网络学习绩效的作用机制,为未来网络教育的开展提供建议。
简介: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十分重要。这一战略的产生基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坚持把“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坚持农民主体论;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也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需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农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