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皈依佛不仅仅是履行了一种仪式，获得了一种资格，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识中种下了一颗成佛的种子，这颗种子的基因就是慈悲心。如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而皈依，则必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人的誓愿如同盖印章一般，落地生根。

简介：通行本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句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分别写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和“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对此，有学者认为，帛书甲、乙本均为误写，《老子》原文当从通行本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帛书《老子》并非误写，乙本中的“争”字乃甲本中“静”字的假借，《老子》原文当如帛书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关于此一问题，新近发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以下简称北大《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以北大《老子》为参考，并参照其他《老子》版本，对此句作出了新的探讨。通过对比与分析，文章认为，此句本应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但因其在字面意义上似与《老子》思想相抵牾，在文本流传过程中，最终被改作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外，通过考察《老子》第八章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化，文章亦将《老子》文本的发展与演变作一探究。

简介：中国近代既是追求政治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舶来品之间激荡与重构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这一特殊时段完成了自身思想的根本转向,实现了由先进知识分子向民主主义者,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功转变。从文化语境层面考察毛泽东思想转向历程对于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的文化语境,辩证看待外来文化具有现实启迪性。

简介：进化论生存竞争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作为近代传入中国的两个思想舶来品,它们自传入之初就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青睐。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李达深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并将其作为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研究作为个案的李达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对于窥探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整体的思想激荡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深入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性。

简介：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呼声日益增加,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思想文化交流范围加大、程度加深,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治国理政的相关理论时往往首先利用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进行理性架构,当这一分析和阐释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他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外传人的思想,甚至不惜克服艰难险阻去国外求学,考察国外各种文化思潮。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蔡和森,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忧患意

简介：从Utopia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Utopia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Utopi-a,却在诞生后与Utopia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汉语概念世界中.

简介：历代学者关于《论语·颜渊》“片言可以折狱者，由也与”以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注疏存在诸多分歧。结合春秋时期的狱讼实践以及孔子在其他场合的论说可知，“片言可以折狱”系孔子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赞扬子路断狱之能，大意为可以用三言两语裁决狱讼，解决纠纷；“必也使无讼乎”则意谓让人停止争讼，而非彻底消除狱讼之产生。

简介：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简介：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同社会团体、个人的关系构成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巴迪欧借助数学存在论，以形式主义方式推出国家同政治一道起源于空无与过剩间的非对抗性辩证。不像政治立足于中立的空无而寻求普遍的平等主义，国家产生并且本身就是历史社会境遇为抵御空无的威胁而进行的自我复制。它相关于特定群体，而非所有个体。在当前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一股抽象洪流的迟缓世界，激进主义者唯有耐心守护空无、以纯粹存在为标准，才可能识辨并忠诚干那打断社会历史境遇一致性的事件、消解国家并实现伴随国家始终的共产主义理念。

简介：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经济维度阐述的,几乎一切人类历史问题都试图从经济基础上加以说明,甚至包括共产主义这样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但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单纯从财产关系(也即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来解释共产主义。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深度理论,有时间箭头,比萨特存在主义等更深入本质。相比之下,葛兰西真正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化,他明确指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历史经济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但只要其仍然植根于经济的基础,它就不可能是真正深刻的,为此葛兰西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到无比复杂的文化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哥白尼偏转"。如果说有什么是我们这个当代在现代性批判中最有价值的转变,这个转变正是从经济维度向文化维度的转变。

简介：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之初,俄罗斯研究会无疑是对其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俄罗斯研究会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湖南长沙发起组建的最重要的革命团体之一。年仅15岁的任弼时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后,无论在思想认识或实践行为上,与过去相比,均有显著不同。任弼时分析中国的社会与现实问题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剖析,在思想上逐步成熟,在实践行为上也开始马克思主义化,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简介：艺术创作是一种文化创作,更是一种心灵创作,＂物与神游＂让创作主体在这种虚静空灵的心灵状态中,体悟恒久延伸的时空和客观世界的奥妙;＂天人合一＂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与核心,当我们试图去探索从＂物与神游＂到＂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时,创作也就翻开了新的一章。

简介：

简介：王阳明释经是在“口传”、“面授”之下，指点不同弟子时所实施的治疗行为。在解释《中庸》首章的五个案例中，王阳明因不同弟子资性、问难之深浅，释经方法殊为不同，言说方式随时变易，呈现出“以心解经”所“建构”的强烈自由风格的释经学。王阳明释经具有释经内涵方面的宇宙论伦理维度、释经方法的多变性、立言方面的开放性、治病救人的时效性之优点，但由此可能导致荒废经典、误解经典、跨文本误释、学派分裂之弊端。而欲想领会阳明释经学之真谛，则需要读者具备相应的身心修练。

简介：《论语》“可与共学”章揭示了学者为学境界的层次性。从“可与共学”到“可与权”，表明了学者从志于学开始，不断寻求超越和突破的阶次，从而也成为衡量学者境界的标准。其中，作为对“道”透彻理解之后的一种实践能力和要求的“权”被视为学者的最高境界和为学的目标。“可与共学”章中对学者四种境界和为学目标的揭示，体现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在“学”的问题上知行统一、“行”为旨归的特征。

简介：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创新的人物。布洛赫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布洛赫一生都在写作,晚年92岁高龄的他仍在坚持工作,直到1977年全集问世,它成就了他的一生,他的著作先后被译成包括斯拉夫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日文和韩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布洛赫于1977年8月4日逝世,这是他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次重要访谈,是对自身学术思想和政治活动的总结性回顾,内容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他的所有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20世纪20年代求学时期、30年代自由作家时期、40年代美国流亡时期、50年代莱比锡大学执教时期、60~70年代图宾根大学执教时期等等,堪称20世纪一部内容丰富的哲学史、思想史文献。

简介：宋代道学家于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传承有着较为明确的道统观。杨时自29岁问道程颢就确立了一以贯之的道统观,认定儒家有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道统体系。即三代有圣王授受,《六经》为这一授受的记载;三代以降至秦,有孔孟宗传,与之相应有＂四书＂的传承接续;孟子而后,程颢（程颐）接续孔孟得儒家圣人之道而传,二程的同道张载和邵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道、传道。杨时的道统观是人物谱系、经典体系、学说的统一。其承程颐、启朱子,既推动了道学的广泛传播,又因学术与政治的纠缠,有排斥异己的流弊。

简介：7月17日至18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主教率团到贵州就天主教民主办教落实情况进行调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岳福生主教、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裴军民主教、杨晓亭主教参加调研,"一会一团"秘书处主任周太良教友陪同。调研期间,听取了贵州省天主教"两会一区"负责人就贵州省天主教民主办教落实情况的汇报,并深入贵州教区主教府、遵义市天主教堂、安顺市和黄果树天主教堂进行实地调研考察。17日上午,贵州省天主教"两会一区"召开座谈

简介：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可以用权柄来执行内部纪律，正如耶稣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8：18）而保罗也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14：40）教会不可乱来，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但这些纪律的原则是什么昵？笔者根据圣经做了些思考。

简介：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