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企业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综合考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进行分类梳理,确定安全风险类别。安全风险类别可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中的事故类别、受伤性质、伤害方式确定。《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中的起因物、致害物、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以及《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可作为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的诱导性原因进行分析。

简介：过程危害分析(ProcessHazardAnalysis,PHA)是过程安全管理的核心要素,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过程装置或设施进行危害辨识的过程,为消除和减少过程中的危害、减轻事故后果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通常的过程危害分析工具或研究主要包括:危害识别分析(HazardIdentification,HAZID)、选址HAZOP(SiteHazardandOperabilityStudy)、危害和可操作性分析(HazardandOperabilityStudy,HAZOP)、保护层分析(LayerofProtectionanalysis,LOPA)、SIL核算(SafetyIncegntylevelVerification)、定量风险评估(QuarmtatiVeRiskAnalysis,QRA)等。本文对以上方法的适用阶段和具有实践性的工作程序做相关介绍。

简介：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风险,给城市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巨大威胁,政府和学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成果也随之增多。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现状,把握未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趋势,本文以CNKI上692篇有关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源,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对已有文献的发文年度分布、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内容、研究趋势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加以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需要增强研究力度,加强学术合作,提升研究质量;顺应现实需要,拓宽研究对象,丰富研究内容;把握时代趋势,弥补研究缺陷,实现研究价值。

简介：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对空管系统的安全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科学地控制终端区管制系统的风险,基于运行分析法识别出终端区管制系统的风险因素,提出将终端区管制系统的风险控制策略进行量化表达,再运用加权欧氏距离聚类分析方法对风险因素聚类分析,建立了基于整数规划的风险控制模型。最后,应用该模型对某终端管制中心的风险进行控制,得到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案,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

简介：利用2016年6月-9月济南大气污染物连续监测数据和同期的降水数据,分析了夏季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果。结果表明,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率,最高的是PM10,PM2.5、SO2、NO2次之,对O3的清除效率最低。降水对颗粒物的清除效率高于对气态污染物的清除效率,两者的降水清除机制不同。降水量大于5mm时,降水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效果,且清除效果随雨量增大而增大。降水时长为10~15h时,降水事件对大气污染物的清除效率最高。

简介：湿地是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湿地生态风险评价的实际应用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物理、化学和生物风险源如何影响湿地,并为湿地管理提供科学支撑,这就要求确定湿地生态健康评价指标的完整性。生物完整性指数以环境生态毒理学数据为依据,是进行生态系统健康风险评价的最有力工具。大中型无脊椎动物作为易选择的分类群,可用于湿地评估的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建立,土壤动物特别是线虫类群作为湿地土壤和水环境健康评价的指示生物具有广阔前景。通过线虫分子毒理学等研究方法,可优化出生物完整性指数体系,建立扰动背景下的湿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为湿地污染的监测、防控和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

简介：本文介绍了土壤生态筛选值的定义以及国外一些国家在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领域的相关土壤筛选值。由于地理生态、社会文化、行政法规以及标准制定的科学基础等差异使各国基于生态风险的土壤筛选值的制定方法各有特色,导致各国基于生态风险的土壤筛选值名称和筛选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诸如土壤生态筛选值、生态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等文件。本文就目前国外一些权威机构推出的并得到广泛认可的相关标准、方法做简要介绍,就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土壤生态筛选值的制定方法、理论体系、使用策略等进行详细描述,为我国制定相关筛选值的方法体系提供参考,旨在推动我国基于生态风险的污染土壤筛选值的建立和生态风险评估研究。

简介：劳动组织是指根据企业需要,按照分工与协作的原则,正确处理劳动组织之间、作业人员之间以及作业人员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建立有效劳动生产体系的方式。劳动组织内容主要包括搞好劳动分工协作和职工配备,确定合理的定员、定额和人员的构成,改进和完善劳动组织形式,组织多设备管理,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轮班,组织好工作地,使工人的操作合理化等。

简介：工业化学品通过各种迁移转化过程后在环境区间中广泛分布,同时新化学品正被大量的生产并进入环境,使得对于化学品管控的需求和压力不断增加。基于这一背景,多国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化学品进行管控。除了用相应的政策法规进行预先管控之外,使用基于逸度概念的多介质环境模型来表征化学品的行为与归趋是一个相对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环境中存在的现有化学品的暴露评估,也成为各国化学品管理中对新化学品的环境暴露进行预测的有力工具。本文综述逸度概念与方法、相关环境模型、建模过程、应用验证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希望能够对我国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与风险评估的模型构建、优化与方法应用提供信息和借鉴。

简介：对南昌市2016年1月一次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大气重污染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其污染特征及成因.重污染时段PM2.5中SO4^2-、NO3^-和NH4^＋质量浓度之和占42.1%,重污染日OC/EC为4.73,均明显高于非污染期间,说明二次无机离子和有机物贡献较大;NO3^-/SO4^2-均值为0.85,高于非污染期间的0.56,表明南昌市固定源和移动源污染并重,且重污染期间移动源贡献比例增大.区域污染传输,加上低压、低风速和相对较高的湿度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气象条件可能是此次重污染的成因.

简介：为确定抽水蓄能水电站的主要职业健康危害因素、评价抽水蓄能水电站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风险,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运维一体化生产方式下抽水蓄能水电站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区域进行划分,将其划分为主厂房、副厂房、主变洞、地下GIS系统、地面GIS系统、出现系统共6个区域,并对各个区域的职业健康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和识别,筛选出噪声、振动、潮湿、高温/低温、工频电场和六氟化硫作为工作人员接触的主要危害因素。然后结合职业健康相关规范及研究,根据各危害因素的人体接触强度将危害定量划分为无危害（Ⅰ）、轻度危害（Ⅱ）、中度危害（Ⅲ）、重度危害（Ⅳ）4个级别。最后结合抽水蓄能水电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特点及接触危害因素的强度和时间长度,利用模糊数学法对抽水蓄能水电站的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价：首先确定了抽水蓄能水电站不同工作场各危害因素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6个工作区域中噪声对人体的危害最大,主厂房和副厂房振动的危害次之。之后,根据工作人员在各工作区域危害因素的接触时间,对全部工作区域的模糊矩阵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全厂健康风险综合评价等级为Ⅰ级。主厂房、副厂房、主变洞、地下GIS室、地面GIS室、出线系统均属于总体无风险,6个主要危害因素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为噪声,而在出线系统区域,工频电场的影响较大。实践表明,该方法所得结论与工程实际吻合较好。

简介：针对施工联合体模式下的工期延误风险问题,充分考虑了主体间的互动作用以及工期风险传递效应,设计了联合体成员不同合作模式下的三种工期延误风险控制策略,基于计算实验方法分别研究了三种策略对于工期延误风险的控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联合体模式下不同的工期风险控制策略会导致不同的风险控制效果,三种策略对工期成本投入、工期压缩幅度以及协调柔性等绩效影响存在差异。这将为联合体模式下选择合理有效的工期延误风险控制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简介：内分泌干扰物（EDCs）作为一种新兴污染物,具有憎水性、低剂量效应和半衰期长等特征,在全球的土壤/沉积物中已被广泛检测到,并发现已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本文重点综合评述了近10年来土壤/沉积物中EDCs的来源、浓度水平、空间分布及吸附特性的研究。结果发现,EDCs来源涉及农业、工业和生活等多个方面;空间分布上,一般呈近海地区沉积物中EDCs浓度水平较河流底泥及土壤低,而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土壤/沉积物中EDCs浓度亦较高;EDCs的吸附受土壤/沉积物理化性质、EDCs自身性质和环境条件的共同影响,一般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和成熟度、土壤颗粒的比表面积与其吸附能力呈正相关,黏土矿物类型对EDCs的吸附也有重要的影响;EDCs的吸附能力与其自身的疏水性和结构特征有关;温度升高和溶液pH值增加都不利于EDCs的吸附,而溶液离子强度的增加对其吸附起着促进作用。土壤/沉积物对EDCs的吸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对其吸附特性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简介：林丹（γ-HCH）作为曾广泛应用的有机氯农药,自2000年在中国停止生产以来,全国范围内环境介质中仍广泛检出,对生物体及自然环境存在潜在危害。在收集γ-HCH的沉积物毒性数据基础上,通过物种敏感度分布（Speci线,得到急性基准值CMCsed=0.005esSensitivityDistributions,SSD）曲线拟合的方法获得其沉积物质量基准。选取7种常用模型进行拟合,通过比较,最终采用S-Logistic模型拟合γ-HCH急性毒性曲30μg·g^-1;采用S-Gompertz模型拟合γ-HCH慢性毒性曲线,得到慢性基准值CCCsed=0.00106μg·g^-1。我国七大水系68.2%的水体沉积物中γ-HCH的残留浓度均低于其CCCsed,说明其风险较低。但是,在海河和辽河流域某些点位的残留超标,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获得的沉积物基准值对评估沉积物中γ-HCH的生态风险和环境修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简介：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顶层设计。其中评估主体贯穿稳评的各个环节,明确认识主体类别、厘清主体间关系类型、探明主体结构特征等对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健全稳评机制、指导稳评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72份重大项目稳评文件和20份稳评报告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稳评主体间的关系类型和现状;而后利用社会网络,对各类主体在不同关系类型网络中的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不同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纵向比较,对各类主体在稳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稳评工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稳评主体间关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细分为组织协调关系、监督指导关系、责任追究关系等三种形态的子关系类型;（2）主体间＂权力-责任＂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与其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3）主体间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公众监督、参与水平亟待加强。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电子行业存在普遍的职业健康危害且极易被忽视,采用EPA吸入风险评估模型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对电子行业的某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有毒有害化学物中一个H2SO4检测点、粉尘中8个矽尘检测点和部分噪声检测点超出了我国职业接触限值外,其他各现场采样检测值均不超过我国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EPA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接触的H2SO4、H3PO4、C3H8O、HCl、V及其化合物等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存在较大的职业健康风险;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除接触到的H2SO4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I级轻度作业危害外,其余有毒有害化学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无害作业水平,同时接触到的粉尘和噪声则达到Ⅲ级高度危害作业水平,存在较高的职业健康风险。EPA法的评估结果普遍比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评估结果高;且EPA法适用于电子行业职业危害因素中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适用范围比EPA法还多一项物理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针对该电子零部件制造企业建议从加强工艺设备的密闭性、提升系统的通风性、改善个人健康管理措施三方面进行防毒、防尘、防噪风险管理。

简介：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收入的显著提升促进了大众对于多样化出行方式例如客轮旅行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发生的客轮沉没事件也不断敲响安全警钟。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事故致因理论构建客轮沉船风险评价模型,从船舶自身因素、人为因素、通航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方面研究分析了客轮沉船事故的基本特点,并运用客轮沉船风险评价模型对“4·16韩国世越号”客轮沉船事故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控此类安全事故的策略建议。

简介：双酚S（BPS）和双酚F（BPF）作为双酚A（BPA）的替代品在工业中被广泛使用。近年来BPS和BPF在水环境中不断检出,因其难降解、易蓄积,可能会对水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对BPS和BPF在水、沉积物等水环境介质中污染状况进行综述,发现BPS和BPF的含量有日益升高的趋势,甚至在某些水体中的浓度超过BPA。然后,从急性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发育毒性等3个方面,阐述了它们对水生生物产生的毒理效应。并且基于水环境介质中的检出浓度和实验室毒理数据,对水体和沉积物中BPS和BPF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发现沉积物中的风险要高于水体。最后对目前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