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

简介：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由于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直接晤谈，此次谈判也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谈判。

简介：本文通过梳理明末广东和福建官府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间的几次颇具戏剧性的接触，一方面看到明末沿海地方官事实上已经比较深入地同欧洲人接触，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人如何在想象与务实之间应对“朝贡体系”有效范围之外的人群。这些事例足资考察和反思不同观念体系——欧洲国际秩序观念与中国朝贡观念——之间的碰撞。

简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会,是在历史上工会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得以重新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会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1929年《工会法》颁布施行后的建立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阶段,及复员后的异常膨胀以致最终消亡阶段。工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对系统分级、组织规模、职员设置、内部组织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工会组织系统十分完善,且各组织均有较严格的会议制度、监督制度和经费制度。国民党关于工会法令的每一次出台每一次修正,无外乎一个目的,即要谋求从法律上保障其对工人运动的控制,使各阶级民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决不至流于阶级斗争,以破坏其联合战线并分散其革命力量。

简介：目前,有关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研究备受关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和发展与全国具有同步性,但债务压力和债务风险比全国大部分地区形势要严重,其主要来源于“吃饭财政”、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经济社会事件的影响。从理论研究层面和数据实证层面都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较快,且县级债务负担更重,信用违约风险概率更高。因此,应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问题,以求尽量客观、完整、准确评价债务风险,全面提高债务管理水平。

简介：清末设立民政部，开始中国现代民政行政的探索。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政部是管理民政行政事务的全国机关，其基本职权和内设机构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变化性。内政部不同时期施政重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

简介：1938年11月13日，长沙市因军警负责者举措慌张而酿成火灾，大火延烧三四日之久，致繁盛市区损失重大。此组史料出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包括监察院程永言、高一涵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等人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的系列调查报告与善后处置记录。

简介：国有博物馆作为国家财政大力扶持的文化机构，其采购行为与国家政府采购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公共性是近代以来博物馆的本质属性之一，体现在政府对博物馆的管理和博物馆自身的服务工作中。本文从政府采购这一举措出发，首先探讨了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方式和程序，接着又结合其在博物馆中发挥的作用，指出完善博物馆政府采购工作是博物馆公共性原则的基本前提，也是博物馆作为公共社会运行的基本要求。

简介：1911年5月在墨西哥内乱期间，北部城市托雷翁（Torreon）发生了对墨西哥华侨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暴力事件，史称“菜苑惨案”。由于墨原政府被推翻，清政府与墨新政府进行了及时的交涉，最终双方签署了《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而这一领事保护的成果，得到了民国外交部的认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菜苑惨案”的处理，是一次跨越政权的领事保护。

简介：20世纪美国的大都市区出现了政治碎片化现象,带来了诸多危害,于是大都市区政府体制改革应运而生。这一改革分为三个时期,即传统区域主义时期、公共选择理论占主导地位时期和新区域主义时期。迈阿密大都市区的政府体制改革成立了联邦制的双层大都市区政府,是传统区域主义时期的典型代表。在成立初期,迈阿密大都市区政府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但到60年代后期逐渐步入正轨,为该大都市区的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简介：为认真贯彻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编纂工作，6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召开政府志编纂工作会议，重点就《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初稿的审改补充和完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参会部门（单位）进一步提高做好该项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

简介：

简介：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领袖的＂新桂系＂统一广西,从此开始长达25年之久的＂新桂系＂统治时代。在此期间,柳州在时任广西建设厅厅长伍廷飏的主持下,开始了以改造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为内容的生产增收改革。这场农事改革运动（本文将柳州的这场变革称为＂柳州农事改革运动＂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以为两者虽然存在交集,而现实上还是存在在很多差别。）既有新桂系军事割据的现实需要,也有深厚的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地方自治政策背景。这场改革运动既立足于广西割据的现实,实际上又超越了军事割据的局限。

简介：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

简介：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以一种表、谱、图的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重要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特殊文献，记录和保存了包括家训等在内的大量珍贵的人文资料。家训是我国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治家核心价值理念的体现，是家族成员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是其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是客观评价一个家庭或家族风气优劣的重要标准。良好的家风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简介：禁烟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相关政策法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厉行禁烟。在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政策的示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禁烟法规，积极禁烟。浙江军政府在这些地方性禁烟法规的颁布及具体实行的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地方政权与外国列强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折射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局，以及新旧制度更替之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

简介：1943年初,英、美两国先后对战后国际货币经济秩序提出设想,中国成为第一批被邀请参加讨论的国家。国民政府组织专家对英、美方案仔细比较、反复权衡之后,得出英案较为有利的结论。并准备相应的交涉提案,旨在最大限度争取战后利益。当年7月,国民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参加专家讨论会,促成了《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顺利召开,44个成员国正式达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为战后国际货币经济秩序作出重要制度安排。

简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宽待在华德侨，引起协约国方面的不满。大战结束后，英国为彻底扫除德国在华势力，力促北京政府遣送全部德侨。北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实际需要，计划对部分德侨免予遣送，遭到英国外交官员的阻挠和在华英侨的反对。北京政府遣送德侨的具体工作也一再受到英方的干预。但由于中国朝野人士的帮助以及巴黎和会后遣送计划的变更，大量德侨最终得以留在中国，这对战后中德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

简介：1937年12月至1949年10月,在民族多难、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九世班禅圆寂后的致祭、部属安置、法体返藏、灵童寻访和十世班禅坐床不仅是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地方因班禅方面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分歧、斗争而出现复杂的情况,相关事务涉及青海、西康等邻近省份及其地方势力,而且英帝国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致祭、转世等事务置于治理西藏、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方略＂之中,有关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央政府有关治藏、安边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努力稳定西南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而且,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褒扬、奖励与法制约束结合起来,对于爱国的班禅系统给予明确支持、有力保护,又不放松管理,从而有效地激励了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在处置九世班禅灵童寻访、十世班禅坐床时,国民政府坚持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

简介：西沙群岛素以鸟粪著名，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以管理者身份审批呈请，招商开发，并施以监督等手段，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批商方式的改进、遴选环节的严格化、监督力度的加强以及改进开发手段的尝试等，无疑都为后期持续开发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等外来势力的染指，成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铁证。另一方面，其在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教训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在留有遗患，促成后世乃至当代西沙群岛主权纠纷的同时，也时刻警醒着我们如何进一步完善开发政策和措施，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海疆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