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现代以来,研究明郑集团的抗清活动与清朝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往往存在着某些道德与现实相互混淆的误区。许多学者在论述明清之际的这段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彰显郑氏集团的文武业绩,尽可能地回避他们的弱点与负面因素。事实上,郑氏集团以福建及东南一隅,与拥有中国辽阔地域的清王朝相抗衡,实属不易,双方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郑氏集团为了补充兵员和筹措粮饷,苦苦支撑,甚至不择手段。近年来,笔者从事闽台地区民间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不经意中看到一些私家文献对于这一时期清郑对抗的历史记载,现整理如次,或可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人们对于清郑力量的逆转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全面认识。
简介:确定萧山跨湖桥遗址空气、土壤、字幕墙和独木舟侵蚀丝状真菌的种类,探讨生物酶对侵蚀丝状真菌的有效抑菌浓度,为消除生物危害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经典方法对侵蚀丝状真菌进行分离、鉴定,并对生物酶的有效抑菌浓度进行研究。空气中主要的丝状真菌有:黑曲霉(Aspergillusniger)、土曲霉(Aspergillusterreus)、展青霉(Penicilliumpatulum)和圆弧青霉(Penicilliumcyclopium)。土壤中主导菌为黑曲霉(Aspergillusniger)、土曲霉(Aspergillusterrew)、聚多曲霉(Aspergillussydowii)、杂色曲霉(Aspergillusversicolor)、圆弧青霉(Penicilliumcyclopium)、展青霉(Penicilliumpatulum)、黑青霉(Penicilliumnigricans)、宛氏拟青霉(Paecilomycesvarioti)和枝孢霉(Cladosporium)。字幕墙侵染菌为杂色曲霉(Aspergillusversicolor)。独木舟侵蚀菌为宛氏拟青霉(Paecilomycesvarioti)。不同的丝状真菌对生物酶的感应性/耐受性有很大不同。单一的几丁质酶对丝状真菌的生长发育有抑制作用,但几丁质酶和葡聚糖酶的复合协同作用更能有效地抑制丝状真菌的生长发育。
简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亚洲战场的地位与日俱增。中美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国战场关系着美国欧洲、太平洋战场的胜败。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军羲外交、舆论等因素促使下,美国鼓动英国,经过与中国的协商促成新约的订立,随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华签订平等新约。废约的胜利使得中国收回了一系列主权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呼和支持。国共两党纷纷发言或举办活动等以表庆贺。同时,两党对废约胜利也抱有警惕并反思中国何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及卷入不平等条约体系中。随着局势的发展,在对待新约上,国共两党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变化,出现分歧并逐渐分道扬镳。1943废约后国共两党的反应深刻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历史进程。关键词
简介:冷战在欧洲开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支持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希望后者能在中国内战中获胜。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失败令美国政府不得不从1949年初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其着重点在于尽力离间中苏.阻止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这一努力失败后,美国立即调整其亚太战略布局,一方面遏制中苏、限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扶植日本、保护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在远东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在远东地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互动中,中苏结盟这一问题不仅左右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也成为美国开始其亚洲冷战战略时的基本战略考量。
简介:在可以导致文物、艺术品及历史档案资料品质退化的儿种环境因素中,浓度较低的气态悬浮分了污染物甲醛对文物是最具潜在破坏性影响。在光、热等物理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其形成的复合污染对文物的破坏作用更强,而就其对不同种类文物的影响的规律性研究目前尚缺少基础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聚苯胺膜修饰的石英晶振片电极(简称复合电极),结合石英晶体微天平(QCM)方法,对微环境中不同浓度的甲醛进行了检测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复合电极对甲醛有较好的响应信号,复合电极频率变化值与时间基本呈线性关系,并且随甲醛浓度的升高,复合电极频率下降速度增加,频率变化值增大。研究还发现,甲醛的浓度值与频率变化值也呈现出较好的线性关系。据此可以推算文物保存环境中挥发性气态分子污染物甲醛的含量。本方法可以对文物保存环境中甲醛浓度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为文物保存环境质量评价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依据。
简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