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之间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范式,发端于社会学,后被应用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中共党史学科,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大趋势下,需要对自身学科话语进行必要之转换。本文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中层理论在中共党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深度的分析,提出要实现中共党史研究的话语转换,需要学者们关注国际研究学术前沿,并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尽最大可能以社会科学概念和框架来分析实证问题。中共党史研究今后的发展应主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区分为导向;要立足于史料,但不能限于史料;要有理论创建的自觉性,但不能空谈理论。唯其如此,才能摆脱中共党史学科只有材料而没有理论方法的尴尬境地。

简介：从词源学角度看，tyrkis（=twrkys，=tiirgas，=tiirkis）是由tyrk（=turk，=twrk）附加印欧语复数词尾-is构成的，但作为专称，其语义却与该词的突厥语复数形式tyrkler全然不同。后者仅用于指称复数意义的“突厥人”，前者却是用于指称中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五咄陆部”。由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集团出自该部，

简介：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为研究大禹治水范围提供了新的材料。尧舜禹时期洪水在多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但主要发生地应是河济之间,即古兖州地区,位于华夏、东夷两大部落相邻地带,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社会条件,即人口数量、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及治水工具等所决定。大禹治水涉及的范围更广些,北到冀州部分地区,东到大海包括青、徐等州,东南及扬州,南达荆州北部,西到豫州、雍州部分地区,但主要治理对象是黄河下游河道,还包括附近的河流、湖泊和沼泽。

简介：“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简介：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名“圣心”，1886年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简介：宋代封驳制度是在仿效唐代“故事”的基础上建立的,后来又被宋人奉为“祖宗之法”而加以尊崇.同唐代相比,宋代的封驳制度在封驳机构、方式、封驳过程以及封驳的限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文章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这些变化及其与政治运作的关系,分析了封驳职能的发挥在北宋前期、中期以及唐宋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简介：1956年中共中央出台＂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鼎革以来倍感压抑的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希望,思想界活跃起来。五六十年代美学争论由是而起,美学热在80年代重又复活,做了文化热的先锋。历史似乎遗忘了另外一场争论：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逻辑大讨论的国际背景1956年,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

简介：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当西方近代政制的优越性以及德国、日本推行的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模式为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所推崇时,改革政治,以近代化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时代思潮。政治革新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也有所认识,但在时局的催逼与国亡无日的焦灼感的驱动下,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而时局日趋黑暗,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乃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规模不大,但其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争论,我们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简介：＂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做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

简介：松潘地区地处四川西北部,控御群番,为全蜀屏障,军事地位十分显要,故明洪武初年即在此地设置卫所,备守不废。面对松潘叛服不常的少数民族,明王朝通过军事征伐与政治怀柔,对该地区的控制逐渐深入。此外,明廷还通过朝贡互市、援引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和僧侣管理教化民众等多种统治策略加以巩固,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

简介：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隋唐时期,开始步入一个空前完善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个时期的君主政治表现出许多为后代所仰慕、具有典范意义的君臣模式与制度文明,不仅对中国历史也对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唐代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与唐初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及其完善的制度结构与功能密不可分的。

简介：明初废除相制以后,相臣、相国、相公等前代非正式的宰相称谓广泛存在于明人语境之中,明人关于相的文化体认依然清晰。明人以理想之相所应具备的相业、相体与相度等尺度品评本朝阁臣,功业与为相之道并重,徐阶与张居正等人因之所获评价不同。总体来看,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环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之所以存在相之价值如何、阁臣是相与否等种种争论,表明明人在废相之后的无所适从。然而相臣可议,相制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明人在政治思维与实践层面皆未能突破＂阁臣类相＂的桎梏,未能发明出彻底解决行政中枢权责游移的调适之道,阁臣终究难于自处,这是晚明政治困局的重要致因之一。

简介：在我国藏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基层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和理性目标及其实现等方面,对藏族聚居区政治参与问题作一分探析,希望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决策有所裨益。

简介：政治大统一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前提。秦始皇统一天下，创造了人民生存发展的平台，但是，他在治国价值理念上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导致了剧烈的文化冲突。汉初选择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促使社会度过了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短暂的特殊时期。当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过渡到正常状态时，必然要寻找新的立国之魂，确立远大的治国指导思想，汉武帝担当了这个历史转型的艰巨任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张“大一统”和“尊六经”，与汉武帝达成高度共鸣。确立儒家经学为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对经学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了先例。汉武帝的政策核心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尊儒”，但是他也“尚法”，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还算不上是“王道”政治．而被定位为“霸王道杂之”，但历史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纵观秦汉之际，“秦皇”解决了“以武定天下”的问题．而“汉武”则解决了“以文致太平”的问题，后来中国历代的朝野都基本认同这个“文治武功”“文韬武略”的大逻辑，成为高度的共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西藏的政教制度经历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主导精神世界的藏传佛教与关怀世俗世界的统治阶级互相倚重和扶持,不仅满足了统治阶级攫取政治利益的野心,而且也使各教派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影响力,从而使二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藏传佛教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以及寺庙僧伽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日臻完善,凸显了藏传佛教在群体整合、主权统一、民族融合中的政治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介：辛壬之际的政治变革促使历书的制作原则发生剧变,清廷时宪书变通办法十九条就是此种剧变的结果之一。而由清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制定的五部历书,则见证了官定历书蜕变的过程：历书历谱编排从阴历为主转向以阳历为主,历注内容则从带有神秘主义的信仰知识转化为现代科学知识及社会政治常识。这也导致了历书制作的官民分野与新旧对立。官定历书制作取向及知识系统的变化,既源自清末民初知识转型的影响,也来自于政治文化转型与重建的需要。

简介：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被＂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能力,还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捍卫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补偿少数民族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是一种实质平等,可通过配额制来进一步完善。

简介：唐与突厥＂和亲＂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研究者所持有的判定政治联姻的标准不统一,所以他们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当前唐与突厥＂和亲＂研究显得十分混乱和矛盾。判定政治联姻的真正标准实际上包含三个缺一不可的方面：必须有婚姻内容,或者说,必须有女人参与;发生于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当事双方要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确立相应的姻亲名分。

简介：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辨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简介：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