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左傅》文公五年，鲁臧文仲听税六国与蓼国皆被楚国所减，欺日：“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燕援，哀哉!”①对于“不祀忽诸”四字的理解，学界分歧颇多。杜预《集解》云：“蓼与六皆皋陶后也。伤二国之君不能建德结援大国，忽然而亡。”

简介：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名称十分复杂，这些名称的来源和使用给学术界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此文以唐代“琉璃”和“玻璃”的关系为切入点，梳理了玻璃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名称和内涵的变化，探讨了“玻璃”与“琉璃”、“琉璃”与“琉璃釉陶器”的关系，以期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名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简介：先秦古籍中提到之＂三危山＂实际并非今敦煌地区之三危山,原因在于迟至汉武帝时中原王朝才领有敦煌之地,以古籍中之＂三危山＂附会敦煌地区三座高耸的山峰。东汉杜林认为《左传》中＂瓜州＂为今敦煌地区,此说长久盛行,正史多加采信;其实今之瓜州上古史与《左传》所言＂瓜州＂无关,是汉人＂政治需要＂及＂自矜乡土＂而附会之结果。＂敦煌＂地名在汉建敦煌郡之前已经存在,实为《山海经》中之＂敦薨＂,＂敦薨＂地名属月氏语,张骞因＂薨＂字不吉而改。

简介：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里评价楚辞为＂雅颂之博徒＂,博徒只能解释为赌徒,但六朝时赌博成为士族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而任诞作为魏晋以来个体自觉的最极端形态,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故＂雅颂之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任诞意味着个体的过度自觉,突破了名教之约束,刘勰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博徒一词,其真正指向的是滥觞于楚辞而大行于六朝的任诞风气在文学领域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为此刘勰在文之枢纽的前四篇中重建了一个道、圣、文三位一体的以经典传统面目出现的新的文学秩序,但由于六朝圣人观念的影响这一秩序并不能真正落实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于是有《辩骚》之作。指出六朝文弊的根源在于个体自觉的过度,同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取消个体自觉,而是使个体自觉接受一般秩序的规整,便是《辩骚》篇的枢纽意义所在。

简介：就传世文献观察，春秋时代以礼、义并称最为普遍，义是礼的质，礼是义的文，内容与形式互为表襄。孔子对义并不否定，但义之所以为义，应有更深层的根据，由是而提出仁。仁的意义虽经丰富扩宽，但就其本质言仍然无法解释“杀身成仁”之类行为如何可能；因此促使孟子仁、义并举。在其四端说中，仁之端收窄还原为恻隐之心，而义之端则指追求合理性的价值意识，基於此一价值意识，人类种种道德行为才可以得到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特举仁而孟子仁义并举，是儒学理论发展的自然需要，在其思想系统内部具有有机联系。

简介：一、导言“穆护”一名，最令人瞩目者，乃见于史籍有关唐武宗灭佛的记载，如《唐会要》卷四七《毁佛寺制》有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雨税户。拆招提兰若四葛余所，

简介：明代的《唐诗纪》是重要的典籍之一，在“全唐诗”编纂史上，其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成书于万历前期，包括初唐诗纪六十卷、盛唐诗纪一百一十卷，收录作家572人，诗歌8362首（句）①，诗以人分，人以世次，同一人名下，诗歌分体排列。《唐诗纪》始事时间较早，在唐诗搜集、校勘、辨伪等方面，为清修《全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着发凡起例的意义。然而，由于规模较大，传本难见等诸多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其编者吴瑁的认识，自《四库总目提要》出，其后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少有辨者。

简介：江永是清代一位醇正的儒家学者，其学以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而溯求于上古典章制度，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然而，江谦托名其祖江永的一部《放生杀生现报录》，既有损于这位粹然儒者的学术形象，也影响了世人对于乾嘉考据学者经术致用的切实印象。

简介：一、导言"穆护"一名,最令人瞩目者,乃见于史籍有关唐武宗灭佛的记载;如《唐会要》卷四七《毁佛寺制》有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录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法国汉学家沙畹(Ed.Chavannes)十九世纪末发表的《景教与喀喇和林遗址碑铭》一文,率先将汉文所记的"穆护"法译为mage;其后,沙畹、伯希和(P.Pelliot)进一步指出"穆护"

简介：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在清延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1906年10月，康有为设想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党）。①同年12月，熊希龄主张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并同梁启超商讨改组方案，康有为接受梁启超、熊希龄的方案。1907年3月，“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正式成为康有为等人新的身份标识。清廷党禁的持续、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帝国宪政会的自身局限等多种合力，造成了保皇会第一次改组后即面临认同危机：革命派等其他政治势力未接受其新形象，帝国宪政会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完整的身份认同。1912年，康有为等计划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此计划最终夭折。

简介：《日本刀歌》为欧阳修所作，抑或司马光所作，今人谭彼岸《〈日本刀歌〉作者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王水照（《〈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半肖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宁群娣（《关于〈日本刀歌〉作者及其影响的考证》，《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均有所考证。谭文较早，故近来出版之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以其为最早考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370）。其实，前人对此早着先鞭，兹就此略事鈎沉，以见学术递嬗之迹。

简介：乾隆二十五年“凉州儒学廪膳生员修缮钟楼”碑，刻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四月，现保存于凉州大云寺的古钟楼内。本文就该碑做一详细介绍，并就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一阐述。

简介：宋代陈襄《古灵先生文集》，今存绍兴年间赣州本和宋末元初福州本两种刻本。但各家书目多将后者误作前者，且在版本鉴定，描述版本特征，引用原书资料，判定《四库》底本及陈襄与陈辉、陈晔之关系方面存在诸多欠妥之处。本文对此逐一加以考辨。赣州本为现存最早、最善之本；福州本与《四库》本未为善本。

简介：对于儒学“心性天道”这一核心论题，王岱舆从伊斯兰的视角进行了批判和诠释。他认为，儒学没有实现真正“心性天道”的统一，他提出了“心一性一天一真主”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伊斯兰的文化认同。

简介：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是中朝宗藩关系的特有产物，论文从宗系辨诬、即位辨诬、交倭辨诬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它们彼此交融，共同指向是有助于确立王权正统的宗藩秩序，书籍辨诬在实质上构成了“书籍外交”。朝鲜四百余年对书籍辨诬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主要是出于对王权正统与宗藩关系的考虑，也源于朝鲜君臣在政治利益上的一拍即合，这进一步反映了朝鲜王权的脆弱性。面对朝鲜的书籍辨诬，明清王朝掌控着话语权和主导权，将之作为有效的政治杠杆为自身的皇权正统和两国宗藩关系服务。“书籍外交”是朝鲜在其“小中华”意识驱使下抢救本国政治话语和维护王权正统的必然体现，也成为“小中华”意识发展和转变的契机。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宗藩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

简介：<正>一宋季著名词人吴文英的词集没有宋元旧椠传世,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词集版本共有两种,都是明代钞本或刻本:一种是张廷璋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钞本——《梦窗词集》一卷本,一种是毛晋崇祯三年(1630)刻本——《梦窗词稿》甲乙丙丁四卷本。梦窗词集的校勘历史非常特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刻本是唯一祖本,在张元济未发箧相示朱彊村明钞本之前,毛刻孤

简介：关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学界多强调其所厘清的＂民族学＂之学科内容,而甚少探讨蔡氏所阐述的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蔡元培的民族学观影响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中研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中的古史辨视角与文化实践内容即具体呈现蔡氏眼中的民族学之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能为我们综合理解民国民族学提出另一个思路,也为我们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简介：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简介：<正>1.敦煌写卷P.5001《俗务要名林·男服部》:"了■:上音鸟,下古反。"①张金泉、许建平但录注文,未录正条②。盖以原卷"了"二字甚小③,而第三字又模糊不清之故也。陈璟慧录作"□□:上音乌,下古冗反。"④既不识正条,注音又误录二字。张涌泉末字录作缺文,《校记》曰:"据切音,‘了’字疑为衍文,当删。残字甲一(引者按:指P.5001)模糊不清,俟再考。注

简介：创设于山东登州（今蓬莱市）的文会馆，是清末诞生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关于这所大学的诸多重要史事，学界认定至今颇多歧异。究其成因，或囿于史料，或解读史料有误，不察西学大传播之际中西文化冲撞、交会造成的纪时方法及某些概念、称谓等的表述差异和历史性区别。明了、解读清末民初一些史料时易常犯的错误，清楚认知西学大传播、社会急剧转型期中西文化冲撞融会过程中的某些文化特征，审慎解读史料，严格历史名词的历史性，或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