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日前,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1978年12月出生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含冰,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3年前,该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时,37岁的他出任董事长,成为省管干部。3年后,他就出事了。纵观王合冰的履历,“年轻有为”可以成为其代名词……读着这则消息,真为王含冰而惋惜。

简介：本文试图通过追溯《法权学说》构思、遗忘和重新提及的历史以及在此书中表达的基本框架和精神来阐述康德法哲学的基本要义。在传统的康德解释中,人们往往把自由看作康德法哲学唯一的核心精神,从而把原子式个体的观念强加给康德。然而,康德在《法权学说》中所强调的法则以及交互影响的观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种仅只依凭自由来阐释康德法哲学的努力是有偏差的。我们必须从法则之下的自由或自由的法则,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交互关系的观念来解释康德的法哲学。这种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又强调对于他者的开放性的观念才是康德法哲学的基本精神。

简介：西部旱地是指年均降水量大致在250~500毫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中部以西和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生产力低而不稳,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群众生活贫困。1950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旱地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强,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再加上乡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和城镇化发展,面向生态系统的生产压力和生态恢复压力显著降低,为发展生态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农户生计改善和乡村环境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新世纪之前的旱地农业近百年以来,黄土高原旱地农业以小麦和马铃薯为主体、小杂粮为辅的种植业结构,通过轮荒基本实现了低水平下的可持续发展。到新世纪之前,旱地农业的基本土地利用形式是轮荒和梯田,主要作物种类有小麦、马铃薯、小扁豆、绿豆、小红豆、豌豆、蚕豆、大豆(黄豆)、荞麦、莜麦(燕麦)、胡麻等。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在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发展和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大量探索。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梯田建设。早期的梯田建设质量标准较低,90年代后期以来,新修梯田标准普遍较高,为其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简介：夏：梁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中国当下的法治运动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自那时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您认为,在这场法治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简介：随着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也逐渐被提上日程。不同于南北合作的评估，对南南合作的评估应将重点放在学习性评估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学习和分享四个维度的评估框架，这四个维度中的具体指标与南南合作的原则、内容高度相符。对南南合作的评估应当是双向的评估，因此可由提供国和伙伴国共同组成评估小组，以定量和参与式的评估为主逐步建立数据库。最后，由于南南合作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想要实现评估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就仍需在南南合作再定义、构建系统的合作框架、数据和资料收集系统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简介：时下，关于房地产税立法推进的消息成为热议话题。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快制度建设，“开门”立法，推动房地产税实施，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

简介：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讨论了国家异化的问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张力中，马克思认为国家具有普遍性却是抽象的，市民社会具有特殊性却是现实的。普遍性要通过特殊性决定，但还应立足于现实性上。将抽象的“公民性”复归于现实的“市民性”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也才能解决国家异化的问题。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农业刻上了数字化的烙印,数字化也给农业法提出了要求。农业数字化需要法律框架,为所有参与人提供法的安定性,在不同主体的冲突利益间达致适当的平衡。农业数字化中的法律工具有合同法、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本文探讨法律在农业数字化中扮演的两个角色,作为对自由数据交易的限制的法律和保障数据交易经济利益的法律。针对第一种角色,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法提供的保护首当其冲。而在第二种角色中,数据上的所有权、合同法、责任法呼之欲出。面对既有制度的法律漏洞,如责任法上的空白和企业数据保护的不足,欧盟层面的立法者应当弥补法律漏洞,不能怠于作为,将责任转嫁给法官造法。另外,合同法上的路径或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灵活的路径。

简介：作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法治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法治框架的构建需要对法的价值、规范、事实的关系进行解构。

简介：媒体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为受众理解和判断新闻事件提供理解框架。不同的新闻议题框架会通过引导受众的认知、评判、情绪和行动意向,对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平息、化解和转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公共冲突治理中,要通过框架识别、匹配、对冲和跳转等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议题框架的正面功能,促进公共冲突的平息、化解和转化;同时抑制其负面功能,防止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和恶化。

简介：毒品问题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近年来,阿富汗毒品产量连年走高,毒品非法贩运日益猖獗,“毒恐结合”愈演愈恶,给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不断推动禁毒合作的法律基础和机制化建设进程,打击毒品犯罪取得显著成效。当前,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既适逢机遇,又面临挑战。应继续推动赋予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提升禁毒合作行动力和组织对外交往水平,加强立场与政策协调,促进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深入发展。

简介：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研究亟须深化。研究美国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现状并开展国际比较,可围绕十一个方面展开研究：政党青年组织的产生、政党青年组织目标、政党青年组织结构、政党青年组织成员和骨干、政党青年组织资源、政党青年组织价值传播、政党青年组织行为塑造、政党青年组织与政党、政党青年组织与青年、政党青年组织文化建设、政党青年组织发展与创新等。只有对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政党和青年的关系、政党和政党青年组织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思考,才能获得更宽的视野,才能找到政党青年组织发展的根本规律。

简介：督查机制的激活已成为近年来国家治理实践的显著性特征,其启动频率、组织规格及运作范围均超越以往。督查何以发生?何以在特定治理场域发生?何以在特定时段发生?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组织学视角,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尝试从功能、场域及时间三维度考察督查机制的发生逻辑。在复杂的治理情境下,制度环境、控制成本与治理变迁共同构成了督查的重要解释因素。最后对督查机制的功能、局限性及政策意蕴做了进一步讨论。

简介：在环境司法中法律责任的性质判定和责任大小确认均有赖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而科学、公正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需要规范的机制设计予以保障。通过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环保法庭和环境监管机构的调研,经深入分析、研判得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制应由技术性机制、程序性机制、监管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包括以技术规范、程序规则、资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当前,我国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制存在司法鉴定机构不足、准入标准不明、人员匮乏、技术支撑不够、监管无力、法制粗疏等困境,亟需通过制度建设予以破解,以服务于环境管理和环境司法。

简介：为系统性地拆解＂执法-抗法＂这一双输格局,各地方城管普遍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柔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由于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使得＂城管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主要包括：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作为其变种的花样执法、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以及为相对人＂根本解决问题＂等。通过对诸面相分别进行案例分析和效益量化可知,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现出完美的效益曲线并存在着明显的实践困境,因此在城管的具体执法情景中,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因素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

简介：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模式指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及范畴,警察强制措施是警察为维护秩序依法适用的一类可诉行政行为的总称,是复合概念,具有临时性、中间性、权利可复原性以及特殊强制性。包括'限制人身自由'、'查封、扣押和冻结存款、汇款'以及'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把握其模式还需厘清其外部疆域,从属性、事实、形式、功能等要件与侦查措施、治安处罚及警察强制执行予以准确界分。

简介：草原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之一。寻求草原可持续治理机制,避免陷入＂万能药＂的陷阱,需要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成果和知识整合起来。本文尝试利用奥斯特罗姆教授开发的跨学科整合性分析工具——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ES框架）,选取内蒙古阿巴嘎旗、乌审旗和四川省红原县三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存在较大差异的传统牧区作为案例点,对不同学科有关三地草原治理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资料进行系统整合分析,希望找到与当地更为匹配的可持续治理途径。研究发现,阿巴嘎旗、乌审旗和红原县草原退化原因各有不同,同时受到当地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要促进三地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推进和加强现有生态建设工程和补奖机制以外,还需要增加政策弹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问题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结果同时显示,SES框架能够很好地将已有研究成果系统地整合起来,不仅可以实现不同草原治理案例间的比较,还可以有效地识别出影响其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变量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本文希望能够为当前中国草原（CPRs）治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推动其更加深入、系统和具体,并最终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简介：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简介：本文着重解释以下问题：假设民主国家中的族群运动都展现出近似的不满和主张，那么什么因素可以解释运动的差异和变种？尤其是，为何有的运动向暴力化发展，而有的则保持和平状态？并且为何有的表现出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性，而其他的则昙花一现？在抗争性政治视野下，我们运用新的动态研究范式来分析族群动员问题。基于此，我们主张根据族群运动的制度化程度来研究族群动员的差异和变种是最好的研究路径。基于深入研究加拿大魁北克讲法语人的运动案例，本文发展了制度性族群民族主义谱系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多样性的动员模式。

简介：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战略，本文旨在揭示该战略下基层扶贫资源的分配机制，并以此来理解宏观国家治理转变在基层的表现。采用实地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多案例研究，探究中国农村扶贫资源分配的路径、影响因素及其治理逻辑。研究表明，当国家的精准扶贫试图运用技术治理逻辑、借助科层制的时间压力机制进入农村社会时（表现为直接治理），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受乡土规则影响的总体性支配逻辑（表现为间接治理）不适应而在介于国家和农村社会的“第三领域”引发冲突，由此衍生应对冲突的权宜策略：多重治理。多重治理逻辑是两种国家治理思路在第三领域的冲突过程中受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作用而衍生的权宜之计，即正式治理、半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并存，从而衍生扶贫腐败、多重俘获和有效瞄准并存的局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发现了多重俘获，拓展了基于地方治理视角的精英俘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