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小时候，只要没按时回家就得让老爸盘问半天。现在女儿结了婚，轮到她盘问丈夫了。阿玉年近30岁，刚刚结束了一场身心疲惫的恋爱。男友小邓小她4岁。除了年龄小，小邓的学历、工作和收入等各方面都不如她。

简介：准确把握保卫学的概念和研究方向,对于促进该学科的研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保卫学概念的理解,不能忽略保卫学立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价值属性和保卫工作内在的规定性。从一个侧面可以说,保卫学是对保卫原理、规律和保卫工作对策的探究,是实现人类安全需求的方法和手段,是理论化、抽象化了的保卫工作。保卫工作则是具体的保卫方法、策略的体现,是理论的现实化。明晰保卫学概念和保卫学把人类安全需要、侵害因素、安全防范系统为其研究对象,对于保卫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强制医疗程序是刑法规范的诉讼法表述,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案件对象是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件,适用的行为人对象是实施了暴力侵害行为且有继续实施暴力侵害行为可能而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精神病鉴定是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前置性条件,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机关是人民检察院,是否对实施暴力侵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是人民法院。判断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应当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的内容是行为人是否有继续实施暴力侵害行为的可能性,判断依据包括社区/村民委员会对于行为人既往表现的详细材料,精神病鉴定机构和专业人士对行为人精神病类型的评价,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后的表现状态,以及行为人是否接受对其实施强制医疗审查的表现情况。现行强制医疗程序是兼顾保留公民权利行使空间、限制公权力、保障公众权利三种利益的选择结果。

简介：当前农村社会矛盾较多且比较复杂,尤其是增收困难、土地权益被侵害、外出务工权益、社会治安日益复杂等问题,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因而异常迫切与重要。A市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地之一,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分析A市如何从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的调处机制、提高村级组织自治力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中国农村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一、引言我于1985年在日本刑法学大会的共同研讨中做了关于兴奋剂案件和故意论的关系的报告〔1〕,此后的1991年和1992年,我又组织了两次相同主题的专题讨论会。〔2〕我想在之前的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就近来的关于故意论的学说〔3〕,从成立故意所必要的实质内容（事实的错误和法律的错误的区别）的角度出发进行一些整理。至今为止的专题讨论会中,在研究了故意的实质化倾向的存在以及其具体内容的同时,可以说

简介：严惩贪腐应在法治思维和方式下进行，作为刑事法治集中体现的罪刑法定原则便成为严惩贪腐不可逾越的一道人权防线。由于贪腐严重的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从严惩处在满足国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清廉期望的同时，可能带来的弊端便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侵蚀。在以刑法中有第382条为贪污罪的框架下，对第183条第2款、271条第2款规定的并非纯国有的保险金、本单位财物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前从严惩处贪腐的时代背景下，贪污罪的对象不局限于公共财物，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仅当满足刑法第183条第2款、271条第2款规定主体及行为方式的情形（注意规定），并将其犯罪对象解释为法律拟制，进而认定为贪污罪，以此为刑事司法在严惩贪腐与罪刑法定之间保持平衡进行必要的探讨。

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教育对象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教育者意愿的一种态度反应。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2014年，港北区院先后与辖区公安、法院、司法局等相关社区矫正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实施办法》，并定期组织干警深入乡村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状况和矫正情况，帮助15名对象解决了生活困难，开展法律法规宣传8次，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4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40名社区矫正对象无一再重新犯罪。

简介：在创新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社会治理目标下，重新审视大调解机制仍具有实践意义。目前，郴州市X县的大调解模式运行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行政色彩较浓，调解员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为了使大调解机制长效运行，应当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且实现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与监督机制的一体化。

简介：为更好地服务全县统战代表人士,正阳县委统战部组织统战系统党员成立＂义工服务小分队＂,为统战对象展开示范服务活动。今年以来,共成立32个＂义工服务小分队＂,分别与25个乡镇（社区）结对联系,深入开展为留守儿童送学习用品,帮助残疾人换煤气,为空巢老人送祝福等活动。截至目前,已帮助统战对象实现＂微心愿＂260个。

简介：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复议机关的维持决定已经改变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和适用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所审查的主要对象仍是原行政行为,但并非原行政行为的初始状态,而是经过复议决定修正的原行政行为。这一审查思路来源于大陆法系的＂原行政行为与复议决定的统一性原则＂或＂原处分主义＂。统一性原则将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并统一到原行政行为,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原处分主义的精神以及复议程序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纠错和争议解决程序的功能特点,更加符合复议程序的制度定位。这一调整将对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以及行政审判标准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简介：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与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在阐述其＂平均地权＂的土地思想时将解决农民问题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本文以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等人推动出台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为考察对象,旨在从两个层面解读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的背离,并在此基础上,对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相背离的原因进行分析,而这些解读和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深受孙中山土地思想影响的国民党土地立法与实践。

简介：保安冒用房主名义将房屋出租并将租金据为己有,这一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引发巨大争议。要确定能否对其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评价以及如何评价,首先得明确其犯罪对象。我们认为,财产性利益在刑法作出明确规定之前不能仅依解释论成为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相反,不动产作为财物的一种,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简介：国务院法制办将教育部提请修改的四部法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建议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国包裹立法模式的先河。包裹立法就是为达到一个立法目的,而对散布在不同的部门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一次性的＂打包＂修改。这种修改模式能够提高立法效率,而且能保证法律体系中的内在统一性等,但它的实施则需要一定的范围与条件,它所适用的范围则是一部法律的变动会引起相关法律的变动,即有同类或同样调整对象的法律部门存在。同时该模式的适用对立法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简介：行政允诺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增列为新型行政行为之一，但行政法学及法律规范中均缺少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解释。以“黄银友案”裁判文书为观察切入点，发现行政相对人从不特定转变为特定并引起法律关系端点发生变动，进而从中抽象出行政允诺二阶段论之范式。通过剖析其他涉及行政允诺的司法实例以检视这一初步范式。对比分析显示，行政允诺之相对人既包括特定相对人，也包括不特定相对人；涉及行政允诺的司法实践易与他类案由发生复合。

简介：我国女性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传统学科女性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伴随着女性学知识与理论系统的不断完善,女性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不断推进,初步呈现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和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的两种探索模式,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简介：按揭在英国法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中世纪法学家围绕如何保护按揭权人的利益展开制度建构，最终形成了权利转移型担保的经典模式。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衡平法的兴起和高利贷禁令的解除，按揭除去了对按揭人的严酷色彩和规避高利贷禁令的功能，只保留债务担保的功用，按揭权因而具有了价值权的属性，其实现程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革，设立方式特别是衡平法按揭的设立趋于经济和灵活。2002年英国《土地登记法》颁布之后，按揭与大陆法系中的抵押趋同。

简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很多伦理争议、技术问题不断出现,各类医学丑闻的曝光严重影响了美国人民对生物科技研究的信心和信任程度。《贝尔蒙报告》主要是从原则的层面上向国家卫生、教育、福利等机构提出意见。基因科技实验中医学人员遵循伦理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在这三个重要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贝尔蒙报告》对在科研过程中保障伦理的应用要求也作出了重要的规定。《贝尔蒙报告》对后续的生物医学基因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简介：迄今为止,我国对法律制度废止时的制度善后并没有确定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流程。废止一项法律制度犹如从制度灌木丛中连根拔除其中的一株灌木,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为什么要拔除,这可称为制度供给;如何干净彻底地拔除,这可称为制度实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填补拔除后出现的空白,这可称为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理性建构主要包括确定制度供给的主体、说明制度废止的理由、阐明制度废止的法律依据、明确制度废止的形式等;制度实施包括正向度的制度配套和反向度的制度清理两个部分;法律制度废止后并不必然引发制度创新,如果需要创新,则创新后的制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