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重点青少年群体”及“困境儿童”双重语境下的未成年弱势群体之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自父母服刑之日起便开始经历着与同龄人不同的生存困难、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因国家亲权所系，在父母服刑而无法或不愿承担监护责任时，国家需紧急介入与干预未成年人生活。在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时，应进一步巩固父母监护为主、社会监督为补充及国家监护为兜底的“三位一体”监护体系，并将由此衍生的各项干预落到实处。

简介：近日,近50位儿童及家长汇聚北京双秀公园,为历时六个星期的德胜地区双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举办结业仪式。结业仪式上,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宣读了托管班优秀学员名单并颁发了奖状,同时每个小朋友都收获一份奖品。为了感谢街道总工会的细致服务,托管班全体家长集体向街道总工会赠送了一面写有＂心贴心为职工排忧解难手拉手为孩子保驾护航＂的锦旗,感谢街道工会想职工所想,急职工所需,为职工办实事。托管班家长代表表示,

简介：案情回顾：李强与王玲经人介绍相识，经过两年多的恋爱生舌，2003年6月5日登记结婚，2008年10月生育一子李洋。李强父母是乌鲁木齐市人，居住在本市，王玲父母是石河子市人，居住在当地。李洋出生后得到了李强父母全力照顾，并在李强父母家附近的妇联幼儿园八园学习。经过努力，李、王两人分别在各自单位担任了中层领导，李强月收入近5000元。王玲年收入20余万元。2012年5月，两人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套160平方米住房。王玲担任单位中层领导后，经常加班工作。

简介：许多父母称他们的价值观受到自己孩子的影响。然而，仅有很少的研究为此提供直接证据。通过回顾此类研究，我们提出了五种主要的子女影响父母价值观的作用过程：（1）消极的子女影响，指仅因孩子的存在和成长导致父母价值观发生变化；（2）积极的子女影响，指子女意图直接影响其父母的价值观；（3）差异化，指父母自身个人价值观与其社会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差别；（4）交互影响，指父母与子女的影响交互进行；（5）对立性影响，指父母的价值观变化方向与其子女的价值观方向背道而驰。一项有关子女影响的研究阐释了以上影响过程的一些方面。在此研究中，还对诸如移民（migration）、成长（aging）、父母及子女自身的特征等在子女对父母造成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探讨。

简介：意大利是深受罗马法家父权传统影响的国家，未成年子女一直处于弱势的法律地位。经过理论界若干年的讨论与酝酿，1975年意大利修订了民法典中关于家庭法的部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实现了有限平等化。承认父母子女的利益是各自独立的，而且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诸多的司法判决都认可子女的意愿优先。监护权的行使，受到公权力的监督，无论是剥夺父母的监护权，还是临时性的收养，在监护障碍消除之后，往往还是鼓励孩子回归其原来的家庭。在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上，司法积极介入家事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点对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家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单位”在《民法通则》所构建的监护制度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享有监护批准权、监护指定权、撤销监护申请权，并具有担任监护人的资格。这些角色的设置是由《民法通则》出台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随着“单位体制”弱化所带来的“单位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此消彼长，“单位”的类型渐趋多元，“单位”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单位”在监护制度中的作用也已随之发生变化。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回应这种变化，对“单位”在监护制度中的角色做出适当调整。

简介：张权离婚后，将年幼的儿子小明抛给父母，只身一人外出打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霉运没有就此远离，一次意外事故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索赔获得的80万元赔偿款，年幼的小明有一份，围绕对这笔钱的监管，张权父母张建平、段海燕夫妇与前儿媳金丽起了纷争。前儿媳看来，前夫已经去世，作为小明的母亲，她是当然的监护人，儿子这笔“教育基金”当然由她监管。可张权父母对前儿媳不放心，被她赌博输了怎么办？被她挪作他用怎么办？两位老人要代死去的儿子行使监护权，可金丽又怎会同意，孩子的父亲死了，她这个亲生母亲还在，还轮不到爷爷奶奶隔代喊话……

简介：本文在回顾外来务工子女城市融合的社会排斥和积极发展的概念、以及发展性社会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前期研究成果,以包容性发展或新发展主义为价值取向,以青少年积极发展为理论依据,以消除偏差性消极行为、促进正向的积极行为目的,采取维持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社会政策取向,构建外来务工子女社会融合政策的理论研究框架。

简介：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主要面临的安全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溺水、道路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事件频发;留守儿童也面临着各种暴力侵害,特别是性侵害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我伤害行为也威胁着留守儿童的心身健康。

简介：面对高龄化社会的现实需求和身心障碍者福利新理念的内在驱动，我国民法总则编纂为重塑现代成年监护制度提供了契机。构建现代成年监护制度的核心在于将成年监护制度与被监护人的行为能力加以“脱钩”。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被监护人的范围，凡不能自我保护与照顾的人均可作为被监护人，同时采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精神障碍者、智力障碍者、身体障碍者、辨识能力衰退的老年人、因不良嗜好而致辨识能力欠缺者等均可适用监护制度；根据成年被监护人的具体辨识能力程度，设立监护、保佐和辅助三个层级的监护类型；增设意定监护，并明定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适用；建立以监护监督人为主、监护监督机构为辅的双重监督体制，采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监护监督的职责。

简介：人们总以为家是港湾,孩子的危险都来自外部,却忘了,如果父母不配做父母,他们对孩子的伤害会更隐蔽,更严重,而家也就成了牢笼;当孩子不幸遭遇这样的父母,被家暴,被性侵,以至伤痕累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远离伤害呢？2015年2月4日,江苏徐州一对父母双双被撤销对女儿的监护权,这是自今年1月1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简介：在大监护的背景下,监护既是父母的权利,更是父母应承担的义务.对“不配”履行监护义务的父母撤销相应资格,是立法改革的必然结果.在家庭自治领域不断缩小的社会背景下,结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加强国家干预,对父母监护人资格的撤销应遵循相应“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而建立于社会分工基础上专业机构的履职则是实现有效干预的保障.

简介：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子女的成长状况不容乐观,人身意外伤害、犯罪被害、心理疾患、网络负面影响等安全问题普遍存在;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父母监护和学校教育缺位,社会生活环境复杂,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等.当前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适应形势发展的法律规范;强化家长、学校和公安机关的监护、教育、保护责任;建立流动人口子女关爱服务机制,形成全社会性的安全防范网络.

简介：正确处理涉台婚姻中离姆后子女抚养、探视问题不仅关涉两岸父母的利益,更关系到两岸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由于两岸分属于不同法域,与抚养、探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法律术语的使用上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酌定上.在相关案件中,两岸共同面临诸如缺席判决率高、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难、儿童拐带问题严重等问题.在裁判文书的承认和执行、大陆配偶居留等多个领域,台湾地区均表现出歧视性态度.由于台湾地区歧视性政策的存在,大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并进一步诱发了儿童拐带问题.未来两岸应沿着强化司法互助和裁判文书的承认执行的路径来保障离婚后父母和子女的合法权益.台湾地区应尽早废除在大陆配偶居留、工作政策以及裁判文书承认和执行上的歧视性政策.

简介：在以核心家庭为主而形成的少子、老龄社会中,将老年人护理问题作为家庭内的问题来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传统的监护正从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从亲属关系转向他人关系,关于财产管理,有可能承担善管注意义务,并收取适当的报酬。社会需要建构包括任意监护和法定监护在内的、作为支援制度的广义上的成年监护制度。

简介：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为了应对老龄人口监护的需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就民法典成年监护制度进行了改革,将老年人纳入成年监护制度的保护对象,创建了意定监护制度,改革了法定监护制度。我国是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老年人人身照顾及财产管理模式已经面临多重挑战,老年人口监护需求日渐突出,完善我国民法成年监护制度以适应老年人监护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简介：今年6月,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男婴乐乐被亲生父亲毒打致残,随后其父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丈夫给儿子造成重创,乐乐的妈妈程女士曾一度想为他开脱,但她最终决定选择离婚,并起诉剥夺他对儿子的监护权。

简介：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教养失职密切相关，但由于监护人法律责任的立法缺失，实践中存在“家长有病，孩子吃药”的错位。为避免罪错未成年人再度成为问题家庭的代罪羔羊，应以强制性亲职教育追究教养失职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通过干预问题家庭，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强制性亲职教育的裁判权应赋予法官，裁判对象应包括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负有教养失职之过的监护人。

简介：【案例】李劲松和薛春兰于2004年登记结婚，2005年生育一子李小。2010年，李劲松和薛春兰一同外出打工，李小在家由爷爷奶奶照看。2011年，李劲松不幸病亡。处理完丈夫后事的薛春兰，不得不独自外出打工。在打工期间，薛春兰认识了邻村某男子并与其同居。近日，薛春兰与该男子登记结婚。李劲松的父母得知薛春兰再婚的消息后，就不让薛春兰与李小接触。为此，薛春兰与李劲松的父母在李小的监护问题上发生纠纷。

简介：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是权益容易受侵害的、需要特别关怀的弱势群体。父（母）锒铛入狱导致家庭因缺失主要劳动力而经济困难、监护人因忙于生计而监护不力,影响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学习促进和不良行为习惯的及时矫正;特别是因父（母）服刑而被＂标签化＂为未成年人＂特殊群体＂,歧视性的外部环境极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需要摒弃简单将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当作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力量来预防,而应该通过改善其＂弱势＂境遇、去标签化、保障合法权益,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茁壮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