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上形成了四大难点热点问题：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是否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简介：易彬在《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中提到:'彭燕郊与友人间的书信,目前仅有少量被披露出来,其中以胡风为中心的居多,与路翎、胡风、聂绀弩等人的书信较早即已随这些人的作品集披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彭燕郊有书信往来的原七月派作家或胡风分子.

简介：1983年1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在这期间，由于分管外交部西欧司和港澳事务办公室，我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在幕后，后来走到前台，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十分曲折复杂，中方的谈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简介：对于以往的北京地方史研究，学者一般从传统正史中的地理志与地方史志中寻找研究资料，其中以明清资料居多。关于元代北京地区的专门性史志相对较少，《析津志》一书即是元末江西学者熊梦祥所著，是关于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一部志书。由于原书早已不存，北京图书馆所辑的《析津志辑佚》就成为一部重要的研究参考文献。正是因为此书是从其他古籍中辑录而成，所以此书就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本文拟对《析津志辑佚》中的“朝堂公宇”、“台谏叙”、“工局仓廪”、“人物”部分进行对照考订，将书中存在的讹误进行订正，并试图找出致错的原因。并对其中一些记载不一的部分加以分析与订正，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也试着订正。力求将书中信息的准确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简介：<正>民族问题就是同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直接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括,它表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从历史上看,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整个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民族问题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从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产生、发展过程看,有其自身的历史规律,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同时,它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同整个社会及其它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结合视

简介：张学良人生百年，一直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是半生的自由。当他到了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并没有计较以往的个人代价，而是沿着民族要独立，国家就得强大，国家要强大就得统一的思路继续前行。在回顾历史、总结人生经验的同时，他把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投在了两岸统一问题上，并从国家未来、台湾岛情、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谈了他对于两岸统一重要性的理解、统一难点的症结所在、破解困局的办法等。“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简介：一、总纂的质量要求。志书总纂是把好志书质量的关键性的一个环节,总纂的质量决定志书的质量。总纂的质量要求是多方面的,包括指导思想、篇目、体例、语言文字、行业功能、特点、时代性和整体性等等,哪一方面搞不好都不行。要考虑是不是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要检查是不是把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记述清楚了。总纂是精加工,是再创造,不是简单的“组装”,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全面审改。有的县志编辑室

简介：《贞观礼》是唐朝官修的第一部大礼书，它修撰于隋礼之后，继往开来，意义不可低估。本文讨论《贞观礼》修撰的背景与理念，认为《贞观礼》是在《开皇礼》基础上修成，因此在总体框架上仍体现了北朝特色，这也决定了《贞观礼》是一部以继承为主体的礼典，在皇帝礼的问题上也没有突破原有的格局。尽管如此，《贞观礼》在对古礼旧制举而不废和刻意保存的前提下，

简介：<正>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某些外国人士就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政府在西藏不讲人权,进行“种族灭绝”、“镇压平民”、“毁灭宗教”、“迫害喇嘛”等等.一些人还不断在国际组织中、国际会议上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炮制了大量荒诞不经的谣言,向中国政府施压发难。凡此种种,严重地歪曲了西藏的现实,至少是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极端无知的表现.我作为一个长期在西藏生活工作,现在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藏族人士,不仅熟悉西藏的现状,也了解西藏的昨天,面对国外的造谣诽谤,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有责任执笔

简介：在礼制所展示的信仰领域申，衣服往往具有凭神，安抚灵魂的功能。复礼已往常被认作丧礼的一种，实质上复礼与丧事无关，仅仅是一种治病术，目的在于用衣服招魂，祈求人复生。而且只有复礼失败后，才宣告丧事开始。迁庙与立尸作为两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前者在于转移祖先魂灵，后者在于降祖先神灵附于尸而祭祀之。两者所用衣冠均是祖先的遗衣遗物，象征祖先的身份与肉身的存在。马王堆汉缸形帛画被命名为“非衣”，发挥着引导灵魂进入墓葬的功能，象征灵魂与肉身的结合。“非衣”应看作是衣服的变体。玉衣出现于西汉文景之际，通过形塑而“复活”肉身。衣服作为肉体与灵魂的申介，在引魂附归方面，不可或缺。

简介：本届修志普遍速度慢,可用“旷日持久”来形容。如编一部百十万字的县志,一般要用10年左右时间,编一部市志、省志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最近笔者调查了速度较快的某省43部已出版县志,经统计发现:用三五年完成8部,占18.60％;用10年及以上时间完

简介：二十多年前．作者邹世方有幸拜会钱锺书先生、在深味一个大学者、大作家对青年学者的体恤和关爱后．他写信表达了自己想为钱先生写一篇文章的愿望。钱先生回信坚辞，声言“不愿也不需要任何‘介绍”’。看到这些．或许有人要说钱先生是不是太过谦卑了？

简介：庆亲王奕勖开了一家公司，叫庆记公司，专营帽子。世上所有衣帽买卖，成本与售价或巨差，却无可与庆记帽子相比：一毛钱一张纸，罗列十几二十人，摊到每人头上一分钱人民币都无，然则，每个人为此付币十万、几十万，百万、几百万，您说其间“双轨差价”几何？人谓赚钱，叫开印钞机；我谓赚钱，印钞机都无庆记帽子来钱快，来钱多——印刷一百，成本不止一分钱吧，人家赚钱一百万，或是零成本——纸张与印刷，都是公家给出的——他可是获纯利。

简介：<正>《蒙-汉语言干扰问题》副标题:中国的蒙古公牍语。作者N.T.卓格拉弗。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出版,莫斯科,1984年,共148页。这本书以元代流传下来的大量官方文书、碑铭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13-14世纪蒙汉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并且还对某些文书及相应的原文的语法特征做了分析。

简介：语言和文字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确地认识和了解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长时期以来主要的课题之一。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在其长期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得到发展的。语言始终是先于文字而发展的。文字的出现,较之于语言要晚得很多。至今仍有很多民族仅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人类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交流信息和积累经验的,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将个人的智慧和经验积累起来,成为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字,则将永远停留在动物阶段,而不可能有现代人的文明。语言和文字都是“约定俗成”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交流的工具,它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任何人都不允许各行其事,否则的话,语言和文字均将失去其通用的功能。这就是语言和文字本身的同一性原则。同一性原则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地区和范围内,大家必须使用同一的语言和同一的文字。只有使用同一的语言和文字,大家才有可能利用这种语言和文字来相互交流,彼此之间才有可能相互理解。

简介：<正>(一)什么是古籍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它的上限起于何时?它的下限如何确定?这些都颇值得研究。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年说,二是一

简介：国际生态博物馆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以其新颖的理念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从而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通过文献研读和实地调查，认为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内涵、生态博物馆文化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生态博物馆管理模式的选择是目前生态博物馆研究的三大热点问题。现阶段学界研究的不足表现为应用性不强，缺乏生态博物馆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生态博物馆相关利益和责任群体研究不足，不同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不够等。

简介：《新疆通志·侨务志》是一部涉外志。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许多难点。其中,有的是政治敏感问题,如华人问题、民族问题;也有保密问题。对这些难点,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处理,方能保证志书质量而不致影响志稿的生存。一、华人问题。志稿中的华人,非泛指中国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侨务方面的一个专用名词。新疆居民移居国外的历史久远,但与全国其它省(区)一样,清以前历朝历代对定居国外的中国血统人都没有给予关注和保护。直到清代,旅居海外的人数日渐增多,才引起清朝政府的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为每位荣誉学部委员各出一本文集，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当年社科院在评选荣誉学部委员时给我评定的专业是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但实际上我从1950年离开地方工作踏上外交战线后，主要和一直从事的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在1999年离休后才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多年。

简介：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世界对于有关（蒙古秘史）问题的兴趣正在不断地增长。这种状况从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为蒙古和中国的蒙古学者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些学者们的论著不仅出现在国内外的刊物上，而且还以各种文字加以发表。因此，关于《蒙古秘史》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经不像二十年前由西方和日本有限的专家们所垄断的那样了。有关《蒙古秘史》文本及其内容中的语言、历史、文学和民俗的各种问题均已得到过广泛的讨论，并且出版物数量日益增长，尽管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在我们看来参差不齐。《蒙古秘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历史和文学的各种问题的确涉及到很多方面，并且相当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许多专业，甚至是一些无关主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