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架老式放映机和一段岁月,静默成像。那些年,翻山越岭放映之路,那些年,我们看过的露天电影。幕前幕后,时光流淌成河,回忆沉淀如砾。我不懂收藏,却喜欢收藏。那还是8年前的事,我在广州一电器市场闲逛,突然发现在展柜一角落,有一老式电影放映机,铸铁,黑漆,造型独特而不失精巧,漆水斑驳且带沧桑。这是美式的8.75毫米一体机,由于年久失修已不能放映。掸去机身布满的尘灰,我细细寻找,马达,光源,灯罩,供片齿轮,收片齿轮,抓片爪,间隙齿轮,镜头,片门,音鼓,片道。嗬!这可是我多年一直梦寐以求的藏品,我仿佛听见嗒嗒……嗒嗒的走片齿轮声,这声音勾起我30多年前的回忆……记得是在学校刚刚参加完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们即乘坐军列奔赴云南军营。军训操练,政治教育,分兵下连,站岗放哨,帮厨打杂。,L个月后,我被调去大队电影组报到,一下子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天哪!
简介:“风人”一辞主要指《诗经》“国风”一脉的诗人,首先包括“国风”诗篇的作者,次被引申为继承“国风”抒情传统的理想诗人的范型。作为一种批评策略,“风人”的诗学原则与汉儒所奠定的经典解诗传统呈现出同源而异趣的发展辙迹,其重心逐渐从“圣门”的经典语境过渡向“诗家”语境,被开启章法、修辞、言意关系等语言情意结构层面的理解和研究维度。此一诗学转向大致在明代以“辨体”为理论要素的文章学语境中达到高峯,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集大成之标志,完成对多种资源的综合。“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
简介:在北京城的西北部,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过去叫白颐路,现在称中关村大街,这一带几乎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无数著名高新技术企业在此发展壮大。2007年4月,凌志军新作《中国的新革命》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勾画了中关村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关村的崛起,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如出一辙,是科技创业者自发推动的结果,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漏洞中创建起来的。因此,从1980年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创办起,社会上就充满了争议,有人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为“骗子一条街”。如何让这些离经叛道者获得认可,建立起规范和秩序,是中关村走向坦途必不可少的一步。1987年底,新华社记者的一篇关于中关村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引发了中南海的一个行动……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理论层次非常鲜明的新课题,它涵盖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理论形态。研究这一理论构架及其建设基础,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印度史学界的“底层研究”,在80年代末发生了后现代转向。作为“底层研究”团体早期重要成员的苏米特·萨卡尔对这种转向提出了批评,并退出了该团体。萨卡尔之所以积极参与前期“底层研究”,是因为这种研究与他自己注重“自下而上”来看历史、重视不脱离语境的历史细节研究、强调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相互诠释的社会史观相契合。相应地,萨卡尔对后期底层研究的批评,主要是由于这种研究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下,抛弃了对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一经济关系的必要寻求,未能将研究对象与具体语境结合起来,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中走向了纯粹的文化主义,忽略了对底层反抗运动的研究。此外,萨卡尔还对后期“底层研究”因受后殖民主义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将后现代主义与启蒙理性对立起来,坚守启蒙理性立场,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底层研究”的侵蚀。虽然萨卡尔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但是他的社会史观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简介:四川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金绍先老先生年逾八旬,笔耕不辍,不仅是政论家,还是文史家、文学家。团结出版社将金老历年著作,集选成《金绍先文史政论丛稿》36万余字,正式出版。全书包括政论25篇,文史论述20篇,人物22篇,诗词百首。这四大类都贯串着一条主体脉络,那便是“海峡情思”。《丛稿》在代序中语重心长地写道:“扪心自问,我是服从真理并且是执著地追求真理的。我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必然奔向团结、复兴的前景。但是无情的冷酷现实是:在我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挣脱了国民党的政治羁绊的三四十年后,海峡两岸仍然停留在分裂状态,这使我在灵魂深处隐隐地交织着一股解不开的爱国的情结,无疑也是使我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内在动力。”
简介:与人们通常的认知相违背的是,在近代法兰西帝国的建立中,第三共和国的贡献居功至伟。然而在这个共和国建立之初,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对于是否实行殖民政策其实是犹豫不决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在最近的海外殖民中所遭受的挫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殖民与共和国所坚持的人权和民主原则相抵触。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列强纷纷加大了海外殖民的步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法国众议院于1885年就殖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殖民派与反殖民派展开了全面的意见交锋。从议会的投票结果来看,殖民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对国家威望和民族利益的渴求战胜了对原则的坚持,自此之后共和国转向了全面殖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