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于1931年底调天京潜工作,1932年2月离开,为时不到四个月,先后担任县委委员兼麻洋区委书记、兼麻洋区苏维埃主席以及任天京潜特区书记。1931年,洪湖苏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部队给养、群众生活都成问题,需要开辟新区以补充经济之不足。湘鄂西中央分局令红军转战京钟潜天应,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使湘鄂西、鄂豫皖、鄂豫边区连成一片,造成包围武汉的态势,以期达到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的。因此,天汉中心县委升级为襄北特委,加强襄北地区的领导。新开辟或正在开辟的天门、京山也要组建县区领导机构,需要大量干部,特别是县级领导干部。我之所以被调天京潜开辟工作,主要是段德昌同志的推荐。话要从这年8月
简介:宋代内臣在官阶迁转到内东头供奉官时,需要从内侍两省转到枢密院管理,进入武阶序列迁转,是为常规迁转路线上的“止法”。但对于在御药院、内束门司等要近机构担任差遣的部分内臣而言,他们可以在官阶保持为内束头供奉官的情况下,将供职时的劳绩折算为应迁转的阶次,待转出时可以直接获得较高的阶秩。内臣的这段经历被称作“寄资”。作为一种特殊的品阶管理制度,寄资在两宋随政治制度的发展形势屡经废置,在时人的认识中也由“侥幸之门”变为“祖宗法”。以时间为轴考察寄资制度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度史的视野中重新认识宋代内臣作为官僚的属性,并进而思考内臣品阶管理制度所可能体现的内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