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翻开人类语言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是:文化。文化,这个无网之网是世界与人生的巨大包容体。然而,对于文化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之网,以及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形态等,一直是人类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化研究资料,再来苦思出一个文化的精确定义,或许有其价值,但未必是文化深入研究的最佳通道。与此相通的是,我们难道不可以问一句:什么不是文化呢?是的,文化概念的界定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观念,而观念的价值形态的不确定性则往往是文化研究歧义所在的根本。难道文化研究已无路可走?比较文化的兴起似乎给文化研究打了一针强心剂——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以异域文化为参照的思想系统正在显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文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作为一种前提,加之文化范围的无所不包,使此类比较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歧义,墨子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可作为对这种纷乱状态的最好诠释。面对文化研究如此的“多义性”,我们是否能找到牵系文化乃至比较文化的至关重要的“神经”呢?
简介:<正>1975年3月,我结束了为时21个月的知青生活,作为所在区随县环潭区首批两个(另一个是刘春发)"亦工亦农"2人员之一,被任命为随县环潭区河武公社党委副书记。当时按每月37.50元给我们发工资,其中20元交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参加生产队分配,17.50元作为生活费。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分值不高,年底分配时,扣除粮、棉、油实物折款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分配。也就是说,当时的"亦工亦农"干部,月工资也就是17.50元,仅够住村下队吃派饭时付给农户的饭钱。这种农不农、干不干的身份一直维持到1977年底才正式转为国家干部,吃上了财政饭,定行政25级,月工资37.50元,其中粮贴2.50元。
简介:最近,为研究需要,笔者拜读了蔡运章先生《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一文。文中蔡运章先生驳斥了省外学者刘晓东、杨宽、孙作云、于省吾和陈梦家等先生将西周武王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天亡簋铭文“‘天室’释为明堂”的观点①,将武王同四方诸侯一起殷祀显考文王的“天室”译释为远离成周的太室山(亦称嵩山)。此后,我省有些学者也跟着这样解释②。笔者通过对《周礼》、《礼记》、《白虎通疏证》等古籍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蔡先生将“天室”释为太室山是不正确的。正因为蔡先生所说“天亡簋铭和《度邑解》中的‘天室’一词,是正确理解武王定宅典礼活动的关键”,所以,笔者即认为很有必要将“天室”一词的真实含义讨论清楚。
简介:郭沫若在青年时期,由创造社成员周全平陪同,从上海启程赴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一带,进行平生第一次江南农村社会调查。这是他在日本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后所付诸的接触生活水平线下民众的行动。调查中,军阀混战的恶果、江浙农村的悲凉、百姓遭殃的苦难使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郭沫若生前对此次调查的记录仅留下《到宜兴去》、《尚儒村》两篇散文,且其中一篇《到宜兴去》没有写完也未发表,故这一历史鲜为人知。这次调查,对他能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青年彷徨歧途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革命征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的认识到行动上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