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生成句法角度探讨连动结构的内部结构及其句法推导。连动结构的两种基本形式为S+V1+O1+V2+O2和S+O1+V1+O2+V2。无论是SVO型还是SOV型连动结构,均遵循语序—时序对应原则,这是由于各个成分在深层结构上存在不对称性成分统制关系,即V1或VP1不对称性成分统制V2或VP2。根据这一发现,提出了连动结构分析模式——VP间不对称性成分统制分析,并用于讨论不同类型语言连动结构的推导过程。研究发现,连动结构中存在一个空谓词和一个空论元位置,连动结构的差异应归结于空谓词和空论元的隐现,二者的隐现导致了不同类型连动结构的生成。
简介:本文在对非受事宾语句进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对非受事成分如何在动态宾语位置上成为非受事宾语及其生成受制于怎样的句法条件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非受事宾语句的生成不同于受事宾语句,其底层结构中存在空论元和空谓词位置,而且为了实现与概念(语义)一句法系统的双重对应,论元和谓词具有双重特征,整个句法结构呈现动态性和层级性。材料成分宾语和工具成分宾语由于受事性程度不同,在被动句转换、宾语提取以及体标记、状态副词和语气词使用等方面存在差异。抽象性程度等级与时体标记、副词修饰语、数量词、限定词、被动标记和“把”标记等成分或标记之间存在关联性。作为非受事宾语,材料成分宾语和工具成分宾语都必须满足“V’-再分析条件”。
简介: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
简介:本文通过理论论述与文本细读的融合,辨析现代诗中“元诗”写作的语言本体论向度。“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意在表达诗人对语言呈现/展开过程的关注,使写作行为直接等同于写作内容。在这类诗人看来,诗歌“语言言说”的可能性实验,本身已经构成写作的目的,诗不仅是表达“我”的情感,更是表述“元诗”本身的。传统的写作一般是诗思已先然存在,而“元诗”意图的写作则是诗思与语言一点一点同步发生的。语言作为存在的现身,既含有内部的自动性成分,又含有全部历史使用过的语义积淀,同时还有着诗人潜意识、直觉的投射。对新世纪以来过度平面化的诗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诗人言说之后,激发出“语言言说”的魔力,揭示其中的神秘与未知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