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最初译介、20世纪初到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初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有意义'的传播等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创办党报党刊,积极开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萌芽成果。它反映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认清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和基本任务;大胆尝试了全党宣传和全党发行报刊模式,创建了工农通信员制度;并在新闻宣传活动中,创造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宣传报道方法,展示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优良素质和道德情操。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思想的首创成果,具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简介:刘易斯·芒福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之一,其思想极富深度,这源于芒福德本人丰富的学科背景和他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通过论述芒福德的媒介技术观,试图厘清芒福德、马歇尔·麦克卢汉与詹姆斯·凯瑞媒介技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明晰芒福德在媒介环境学派中的位置。芒福德、麦克卢汉和凯瑞都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三人围绕技术与媒介做出过许多探索,诸多思想存在着差异和交织。凯瑞通过考察传播技术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印刷术和电报、电视、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手段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复杂影响上着手,对麦克卢汉和芒福德媒介思想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区分,并为二位巨匠构建了一次不在场的争论。芒福德早期认为技术对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与麦克卢汉的诸多观点一致。芒福德晚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看到了新技术对权力集中的有益之处,并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批判。虽然芒福德对电子传播技术由肯定转为批判,但是其出发点却从未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自主权的关怀。凯瑞继承了芒福德这种精神。在凯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晚期芒福德的诸多痕迹,比如芒福德强调过'仪式'对集权统治的重要性,这对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即为一种启发性的存在。尽管媒介环境学派成长于北美地区,但是因其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深入考察,其思想对处于传播技术急速更迭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
简介: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用哲学的观点去理解认识和看待,人们生活、存在于这大千世界中就一定包含着某种规律和法则,组成这些规律和法则的基本单位就是哲学的各个思想观点。而文艺作品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依据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种问题而进行的探讨,通过艺术提炼加工的手法进行描述,这种反应既是对社会真实客观的写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意义。艺术的本身就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电影《盲山》就是导演李杨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其中包含众多文艺理论观点,本篇论文就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当代环境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哲学意义。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有怎样的特征?如何历史地、审慎地讨论这些特征产生的语境和发展脉络,以及主导研究范式所共享的研究假设和其中潜藏的偏差?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学界围绕'中国新闻史该如何研究'的主导话语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梳理了近40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寻找学术主体性的基本方向与主要思路,即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既有研究成果中业已达成共识的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同时将未被学术共同体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并置于聚光灯下,尝试揭示研究者们在重建学术主体性的探索过程中潜藏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几个典型阐释框架——'跨文化交流论''西方文明论''告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给予理论反思,旨在剖析知识结构中未经充分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对历史认知的遮蔽效果。从文化去殖民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研究者如何在重新认识'东方'同时也是重新认识'西方'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进行重校,即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简介:新闻界的"学习运动"在宣传管理中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性工程。本文以前些年曾在全国新闻界开展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为例,沿着汤普森所谓"深度解释学的方法论架构"的思路,说明和解释"学习运动"何以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项"统治技术";并部分吸收吉登斯的"策略行为"分析原则,分析它是如何通过"自我技术"的中介进入新闻生产领域的。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统治技术"的"学习运动",通过参与者"自我技术"的中介,在实际宣传管理中建立的是一种"象征性服从"关系。其基本特点是:被管理者一方面保留对管理思想、管理体制以及管理方式的某些怀疑甚至不满,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定的象征形式在表面上表示认同和服从。后者又构成来自权力制约的前提条件,而管理者对此似乎也有明确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