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媒介传播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紧密关联。“分配性努力”致力于如何分配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而非努力于生产,其伦理实质属于过度经济理性,与市场经济公正、自由、平等的伦理要求相冲突。改革开放前具有组织传播特征的媒介传播与社会运动相伴随,经济理性被压抑;改革开放后的媒介传播向大众传播回归,促进经济理性快速释放,但随之陷入“GDP主义”,宣传职能服务于政绩,营销职能服务于利润,放弃了“生产性努力”的价值导向;在此逻辑中,主流媒介对“分配性努力”事件的监督与警示功能缺失,而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中的精英伦理形象背离,使“分配性努力”行为在人际传播中产生示范效应,至于精英们的媒介化生存技巧,则产生媒介工具化的示范效应。
简介:立足赋权理论视角,通过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的问卷调查,呈现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的个体赋权现状,阐述并检验了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对个体赋权的影响。研究表明:网民个体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的赋权程度呈逐层弱化分布,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网民个体自我层次的赋权程度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强度和网络内容生产意愿对网民自我、人际和社会参与三层次个体赋权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需求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网络内容生产偏好对网民个体三层次赋权程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参与式网络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网民个体的赋权状态,且社会个体赋权依然受制于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介:为深入了解迈克尔·舒德森的学术思想,笔者以他的新著《知情权的兴起》为出发点与他展开学术探讨,对知情权的概念做了延伸性解释,并就此书的研究方法、立场、观点提等与其进行了线上直接对话。舒德森回应称:他的'社会史'著作也可被称作'文化史'著作,因为主要是在追溯某些流行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兴起过程,《知情权的兴起》即为其一;知情权有法律和政治维度,但他视之为文化权利,因为它只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化观念或一种文化期待,而不是一项法定权利;知情权会受到各国不同文化的影响,但未因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重大转变;他探讨知情权的目的之一是阐释监督民主,即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观。在书写媒介社会史时,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无法避免,新闻传媒的作用无法准确评估,研究者不必过于在意;研究者应多关注个体和事件,应深读新闻文本和记者的书信以求新知。当下,舒德森之所以离开媒介史领域,是因为希望跳出以媒介为中心的视野,对公共领域做整体性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