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证据构造论强调对赖以定罪的全部证据作＂纵断的、立体的、有机联系的＂分析,包括对证据如何产生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判断模式。证据构造论于再审程序中运用,主张＂证据构造分析——证据再评价——（加上新证据后的）综合评价＂的分阶段证据分析方法,使再审程序中对证据事实的分析评价具有＂可视性＂,以防止法官的恣意。同时禁止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或加强原有证据证明力评价。在一审程序中,同样可以使用证据构造分析方法,同时限制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日本的证据构造论对我们有借鉴价值。其中有的问题,如证据构造改变禁止,是新的理论课题。鉴于不同的制度背景,证据构造论的内容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

简介：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着力法律忠诚意识的培养，强调规范有效性的确证，申彰秩序信赖的稳定预期，致力社会同一性的维系，力图通过刑法规范的明文宣示和刑罚适用的惩罚教育，导引守法善行，贬抑违规恶径，实现规范认同。然而，积极一般预防以刑罚的强制惩戒作为教育公众遵循刑法，学习守法善行的手段，又不可能彻底撇离威慑，陷入威慑与认同的正当性纷扰之中；积极一般预防以法忠诚意识的训练为内容，而未能触及规范本身的善恶性质甄别，陷入忠诚恶法的正当性危机；积极一般预防凸显刑罚惩戒对公众规范意识的唤醒，抨击威慑刑对人的工具利用，无从实质改变积极一般预防将人作为预防公众犯罪的工具性效用，陷入工具正当性的困境之中。因此，刑法的知识转型需要对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保持应有的警醒与反思。

简介：<正>检察机关举报中心普遍建立后的三年中,共收到举报线索110万件;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总量相当于1982—1988年七年的总和;其中64％的贪污贿赂大案要案源于举报。事实证明,举报制度已成为检察机关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来源的主渠道,它的建立为检察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要保持反贪污贿赂斗争的良好势头,正确处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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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刑法确立的受贿罪由于规定本身的不科学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要求，将动用行贿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纳入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行评估，对受贿罪的主观形态应肯定存在间接故意，以数额确定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的模式存在较多缺陷，建议对受贿罪的刑罚处罚应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标准体系，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简介：<正>1991年4月9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进行民事诉讼监督作出了几条具体的规定。它标志着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行政、民事三大诉讼全面监督已经开始起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检察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必要对现阶段民事诉讼监督的具体属性及特点,如何实施和前景作些

简介：检察机关开展电子证据鉴定工作意义重大，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通过检察机关的探索，寻求解决办法，为电子证据的认定、法律定位、鉴定程序打下基础。

简介：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逐步推行，轻刑化的刑罚原则会逐步确立，为使轻刑化刑罚原则能真正被长期受刑罚报应观念的民众所接受，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配合至关重要，它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和谐、司法文明的象征，研究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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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对盗牌索钱行为的刑法评价，有盗窃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敲诈勒索罪等几种观点。基于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理论，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详实的分析和讨论，论证出此种行为既可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亦可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运用牵连犯理论，对敲诈数额达起刑点的应实行二罪并罚。

简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两年改革试点期限届满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在原试点城市继续实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①在试点路径上具有承接关系。就立法取向而言，诉讼效率在正当程序和犯罪控制模式下具有独立的品格，但在规范层面上尚未突破“简易之简易”的藩篱，以审判阶段速裁为主线的改革思路不利于刑事诉讼效率的整体提升，在试点期间出现了内外因动力不足、被告人诉讼权利被约束、值班律师职能缺位、量刑优惠欠规范化等问题。应探索构建全流程刑事速裁制度，使公检法司各机关的办案职能与案件流转符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效率要求；研究构建程序选择权、知悉权、法律援助强制介入、量刑优惠规范化、证明标准差异化等，塑造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独有的立法和司法品格，以此作为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