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日。中青报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96.8％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垄断行业的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垄断收费侵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经济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行为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用脚投票”的选择权和“用手投票”的公民参与决策权。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用好公民“手”的权利，给“垄断收费”悬上一把法治的利剑。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积极行使监督职能，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监管的职责，从而使垄断行业的收费变得民主化、规范化、合理化。

简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今年我会继续提.会把建议放在反腐的『一揽子』提议里.——蒋洪今年我确定不提官员财产公开方面的建议.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之难,超过当初建言时想象的十倍百倍,即便从新任官员试点做起,若能做到也是进步.——韩德云最早提出把官员财产申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提的方案可能操之过急了.把条件放宽松,以减小推行的阻力.——王全杰十八大后掀起了反腐风暴,加大了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实行了十余年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中组部、中央纪委等多次强调,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抽查核实.哪些人属于领导干部?都需要报告什么情况?

简介：把稳你的方向盘——几位“的姐”被骗的人生启示录·王振·一服过二年刑的张建国走出大牢那年才２３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应邀去金湖参加朋友的婚礼，觥筹交错之中，一个叫赵伟的朋友提出想跑出租，托他帮忙搞一辆“二手车”，张建国曾玩过几把方向盘，对搞车这事儿心中...

简介：御史大夫是西汉最高监察机构，但其建制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二年律令·秩律》看，汉初还未见御史中丞。御史中丞的设置应当在吕后二年之后，景帝中元三年之前。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西汉末御史大夫转官为大司空，御史中丞为汉中央的最高监察机构。御史中丞秩级不高，因其是内官，享有的礼仪却是很高的。西汉自武帝元狩五年起逐渐发展形成多元的监察体制，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同为监察机构，虽然监察侧重点不同，但三职官皆“无所不监”，因此在现实中，互相纠弹，争权不止。司直在东汉一度被取消，汉末恢复。北朝的司直转变职能，成为审判机构的属官。司隶校尉东晋时转为地方官。自此，汉朝的多元化监察体系又恢复为一元监察体制。

简介：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在其漫长渐进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发现真实、权利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有利有弊，处于变动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应趋利避害，在完善既存制度的同时，建立司法审查、证据开示等新制度，以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行。

简介：<正>各国传统的买卖法几乎一致认为,受盘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发盘(offer,又称为发价)才构成接受(acceptance,又称为承诺)。英美法称此为镜合原则(mirrorrule),是说发盘与接受必须一致,如同照镜子一样,必须重合,而不能重影。有条件的接受发盘,或更改发盘的部分内容后加以接受,在买卖上都不发生接受的效力,而构成还盘(counteroffer,又称还价)。还盘消灭原发盘,构成新发盘。接受必须无条件,这是个传统原则,但是在当

简介：国务院法制办将教育部提请修改的四部法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建议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举措开创了我国包裹立法模式的先河。包裹立法就是为达到一个立法目的,而对散布在不同的部门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一次性的＂打包＂修改。这种修改模式能够提高立法效率,而且能保证法律体系中的内在统一性等,但它的实施则需要一定的范围与条件,它所适用的范围则是一部法律的变动会引起相关法律的变动,即有同类或同样调整对象的法律部门存在。同时该模式的适用对立法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简介：对抗式刑事审判至少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内涵：字面意义上的竞技式司法、比较法意义上的普通法系审判、技术意义上的对审式审判和控辩主导式审判、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纠纷解决式审判。对抗式刑事审判运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又有各自的不足之处。参酌最后两种定义的合理部分。对抗式刑事审判应界定为由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主导且在严格规则规范下的审判，裁判者在该程序中通过理性的方法判断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

简介：植入式广告作为一种新颖的营销方式,近年得以快速发展。植入式广告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广告,这使得植入式广告的隐蔽性和广告规制所要求的广告可识别性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不将植入式广告纳入到广告规制法律体系中,会对消费者权益、媒体以及现行广告规制体系等都构成极大的损害。但是,过于严厉的规制方式则会扼杀植入式广告的价值。因此,对于植入式广告的规制需要针对其隐蔽性特点而在规制方式上有所变化：一方面,根据植入式广告可能的危害程度进行区分,以类型化的方式予以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广告披露的方式、程度进行相应的规定,健全广告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抑制植入式广告的负面效果。

简介：聚众式裸聊是当今一种新型的性交流方式，在探讨如何规制聚众式裸聊时，不仅遇到了网络犯罪行为认定上的疑难问题，也遇到了网络共犯主观方面和主体认定上的疑难问题。对于这些疑难问题，将裸聊行为认定为淫乱行为具有可行性，网络共同故意符合传统共犯理论要求的犯意双向联络，而网络共犯主体认定问题属于超越我国现有共犯理论逻辑的问题，需要通过改变我国传统共犯理论加以解决。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列举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六项信息。这一列举系对个人信息抽象概括定义的具象化说明。被列举项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在何种情形下属于个人信息,仍需在＂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的限制下进行考察。另外,还存在一系列与所被列举六项信息相关的概念,如称号、身份编码、指纹信息、基因信息、邮政编码、IP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等。这些内容既可被认为是为列举项所包含,也可认为是《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五款句末＂等＂的范畴。对于这些概念也须根据个人信息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简介：影子银行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原因,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也已引起各方关注。中国的影子银行有自己的特色。本文结合资本市场的实践,从法律角度评述了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主要形式和特点,着重分析了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这两种主要形式的影子银行业务,分析了此类产品的形式和性质,同时分析了发行和销售此类产品中所出现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是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应当被界定为证券,并接受相应的监管。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应当由只重定量过渡到定性和定量并重,通过定性促进定量。

简介：金融市场的“穿透”是指刺破外观形式去发现金融关系的本质,在境外多指一种技术手段或者规范内容,并不必然与监管发生关联。我国则更倾向于发展出一种“穿透式”的监管,借此打破当前的监管模式,以期保持监管标准的一致性。本文认为,“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在于“实质重于形式”的核心原则以及“提升市场透明度”的理念中国式的“穿透”实践可以被类型化为主体穿透、产品属性穿透以及嵌套层级穿透等,还需要特别关注“三类股东”的穿透问题。在确立“穿透式”监管正当性的同时,也要合理划定“穿透”的边界,信息披露与跨境投资中应审慎“穿透”,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宜因“穿透”而扩张,依托“穿透”保护投资者时需要充分考量成本。“穿透式”监管有助于实现金融监管权的“穿透式配置”,但应注意平衡“穿透式”监管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关系。

简介：在质料意义上而言，欧盟已经存在有宪政雏形。哈贝马斯认为，制宪将会促成欧洲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辩论，为各国协商对话和沟通创造契机，产生政治公共领域，培育共同政治文化。文章指出，一部形式和规范意义上的欧盟宪法是社会治理系统工程的开端和象征，代表着一种新秩序，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世界舞台上。

简介：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在死刑复核权归属问题得以解决之后，解决死刑复核权的正当行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行政化模式和空洞化内容无法实现设置该程序的目的。为避免死刑复核权流于形式。造成宝贵司法资源的浪费，应当构建审判式死刑复核程序，建立控辩双方出庭参加审理的庭审模式，给予被告人充分的司法救济，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

简介：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世界性潮流的发展,借鉴国外有关国家辩诉交易程序的合理因素,研究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亦可称为轻罪案件书面审程序)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简介：检察机关参加抗辨式诉讼的利与弊李蕴辉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经历了十几年实践后面临着修改。就审判形式来说，很多人提出抗辩式诉讼的设想，如这一设想为立法所肯认，就意味着审判制度乃至诉讼结构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尤其对公检法三机关刑事诉讼活动影响尤为重大。本文在...

简介：2007年11月21日的《报刊文摘》摘载了《环球时报》一则有关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一些大公司关于裁员做法的报道。其中介绍了德国电信公司裁员的做法．笔者很为我国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汗颜。

简介：我国的＂影子银行＂实践并不具有脱媒性,而是代替银行成为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信用中介;其风险形态因此也与传统银行近似,突出体现为金融机构层面上的期限错配。与美国不同,我国形成上述风险特征的制度性根源主要不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二元监管结构,而更多归因于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策略、路径偏好及思维定式。就法律政策选择而言,一方面确有必要强化银行的信用中介专营权及相应规则,抑制监管套利、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对现有监管制度进行盘整,使影子银行活动更加有效地与银行信贷业务形成互补,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三项任务。

简介：6月13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朝旭代表140多个国家，发表了题为“共同努力消除贫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