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保险诈骗罪探讨陈海秋，司马林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的犯罪，且表现出日益频繁，案值数额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中保险诈骗行为显得尤为突出。我国刑法典自１９７９年正式颁布以来，一直是用诈编...

简介：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简介：本文就诈骗罪中欺骗行为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欺骗行为的实质在于使受骗者陷入或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并进而处分财产;欺骗行为既包括就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进行欺骗,也包括就将来的事实进行欺骗,还包括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欺骗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欺骗行为既可以表现为使他人陷入错误,也可以表现为在他人已经陷入错误的情况下,使他人继续维持错误;欺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一般人陷入或者维持错误的程度.

简介：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具有法定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第１９６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其侵犯的客体是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认定本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以超过透支限额一定倍数为宜，对恶意透支、盗窃信用卡、使用变造的信用卡、使用涂改的信用卡等行为，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定性，并作立法完善。

简介：本文对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构造，犯罪对象，既、未遂标准，共犯和罪数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简介：信用证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信用证的管理制度，在实施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时，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仅是一种选择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第１９５条规定的四种方式。信用证诈骗罪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既遂、未遂之分。应当区分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盗窃他人信用证后又加以使用、利用信用证诈骗银行“打包贷款”的行为应按本罪论处。

简介：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都是涉及到贷款的犯罪,而且都发生在金融领域。对三罪进行关系上的辨析以及探讨,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区分以及更准确地运用法律条文规制不同的客观行为。

简介：一我国刑法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规定了诈骗罪。而在此罪之外,其又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可见,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意图为兼得保护处于市场领域的合同当事人和市场秩序。

简介：<正>《法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司法实践栏所载案例,我认为对被告人季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不应定盗窃罪或贪污罪。理由如下:一、本案不应定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案中被告人虽然秘密窃取了空白现金支票,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没有盖印或签字的支票不属于有价证券。故在本案中,被告人窃取的未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填写金额的支票是没有价值的,被告人仅凭空白现金支票并不能达到非法占有本单位钱财的目的。所以,窃取空白现金支票只能算是一种盗窃行为,尚不够盗窃罪。在本案中,被告人所实施的窃取空白

简介：近年来我国对金融诈骗罪的研究日趋广泛和深入。本文基于刑法原理，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分析我国金融诈骗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五个问题。

简介：金融诈骗罪属于将结果作为目的的犯罪，其目的不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也不需要额外的证明；只要证明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存在，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此外，多数的金融诈骗罪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而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也有予以承认的必要。但是，必须正视主观要素证明难的问题，坚持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的方针。

简介：目前宪法学界对死刑存废的讨论，多从“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或平等权保障”角度入手，鲜少将死刑制度或具体死刑罪名存废的合理性，置于宪法层面，进行整体考察。以《刑法修正案（九）》取消的集资诈骗罪死刑作为分析对象，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及宪法规范三个层面对该罪死刑废止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进而归纳出判断死刑存废合理性的三个判断要素，即是否具有民意基础、是否侵犯生命权和是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在此标准的考量下，我国应当选择“保留死刑、减少死刑罪名、限制死刑执行”的路径，加快对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止进程，同时限制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推动死刑改革的进程。

简介：为解决保险诈骗罪理解和适用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应从各种理论纷争中摆脱出来，消除对法条真义的误解和忽视，立足于现存刑事立法进行“形而下”的思考。保险诈骗罪并非复合行为犯，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并不属于该罪的构成要件，实施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始为该罪着手。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应从刑法规定出发，根据立法者价值取向，注重特殊身份对犯罪定性的影响，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简介：对于没有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金融诈骗行为数额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连续诈骗行为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原则上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内外勾结、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和金融诈骗罪。

简介：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该强调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避免客观的依结果归罪;对诈骗行为的认定,应该关注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被骗行为间的互动。就本文述及的两个典型案件而言,不宜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可考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英定罪;因涉案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备受质疑,无法认定曾成杰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时,既要避免唯数额论的倾向,又要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和舆情民意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尽量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以尽快推动立法上废止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简介：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井喷之势增长,社会危害后果严重。相较于传统诈骗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团伙化,组织化,犯罪手段内容多样化,区域辐射性明显,跨区跨境突出,成本低、隐蔽性高等新特点。这导致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特别是诈骗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定性、认定难,如主观故意、诈骗数额、主从犯认定难等问题。对此,可突出电子证据的取证作用并结合《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帮助取款行为,主观故意,诈骗数额,主从犯进行认定。

简介：最近,笔者接触到湖北某法院终审判决的一起刑事诈骗案,涉及到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罪与非界的界限。下面,笔者想就此案作些分析与探讨。案情简介:1985年3月,湖南某贸易组(以下称需方)派业务员周某到湖北应城某贸易货栈(以下称

简介：有学者认为,被害人对财产具有处分意识是认定诈骗罪的必要条件。这种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天然缺陷,并被利用信用卡支付方式实施的机票款诈骗案直接推翻。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尽管因受骗将财物＂拱手送人＂,但行为当时却对这一后果完全没有认识。由此看来,认定诈骗罪无需被害人具有财产处分意识。同时,必要说的几点主要理由均存在缺陷,学界反驳不必要说的理由也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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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刑法颁布施行十年来,诈骗犯罪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刑法关于诈骗犯罪的立法规定在新形势上已经暴露出它的不足和某些不完善之处,这已经严重影响着我们同诈骗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性。随着我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中诈骗犯罪将趋严重。因而很有必要对现行诈骗罪的立法规定进行补充修改,使其更加具体、科学,以适应斗争的需要。(一)刑法规定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没有死刑的规定。这一规定在刑法颁布初期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但是近年来,经济领域里的诈骗犯罪十分突出,特别是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重大案件,其发案数量之多,诈骗数额之大,对公私财产及社会经济秩序危害之严重,都是十分惊人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而刑法对诈骗犯罪的惩罚偏轻,已不能有效地预防诈骗犯罪。与诈骗罪处于同一条文的盗窃罪,其量刑幅度原来与诈骗罪相同。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盗窃罪情节特